1911年12月28日从此在东方明星社成员心目中成为一个特殊甚至是神圣的日子。

拿南尼亚此时已被正统的印度教和贝赞特夫人的敌人严重干扰，后者是极端的反英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男孩们打破了种姓制度，并且将为了一个幼稚的神智学世界观而脱离印度教。他们还利用李德拜特早先的性丑闻大做文章。

安妮·贝赞特又一次把事情平息下来，她强调让男孩们接受牛津大学的教育对他们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不久之后，1912年2月，她带男孩们离开印度。拿南尼亚还没来得及重新考虑，就被告知孩子们在完成教育之前不会再回来。这等于是在宣战。拿南尼亚随即反击，为了夺回对孩子们的抚养权，他起诉了贝赞特夫人。经过几轮诉讼和反诉讼的较量，意志坚定的贝赞特夫人最终赢得了这场冗长的官司。

我比克里希那穆提兄弟俩稍早一些去了英国，并且在瓦尔女士的一套漂亮的老房子里度过了一年美好时光。我们在那里拥有一个私人奶制品厂，出产顶级牛奶、奶油和鸡蛋，等等。我们住的房子很可爱，有一个男管家和很多仆人。我们有一辆摩托车，它吸引了我们许多的注意力。我们经常把它拆散，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克里希那穆提是个很聪明的机械师，而且很喜欢这些东西。

那时他开始编辑《明星月刊》，当然乔治·阿伦戴尔也在帮忙。但是他已经开始抵触作为东方明星社的领袖了。我经常安慰他，不过真正能慰藉他的是艾米莉·鲁特扬丝女士，她代替了他过世母亲的角色。对他而言，她是个很大的安慰，这帮助他度过了那段时光。人们都称他为“我们深爱的领袖”；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们都称我为他们深爱的领袖，但是他们甚至连见都没见过我。”他说这话的时候很痛苦，我试图安慰他。不久一战开始了，我们好像是在1914年分开的，这段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就此结束。我在部队受训，然后去了法国战场，1918年战争结束之前我一直在参战。

——罗素·贝尔福·克拉克

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接触到的都是有钱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都在社会机构供职。但是无论他们有多么体面，多么显赫，他们就是无法满足我。我当时很厌倦，所有通神学会的成员和他们的说辞、他们的理论、他们的聚会以及他们对生活的阐述都让我心生抵触。每次参加聚会，讲话的人都在重复同样的观点，让我无法满足，也无法开心。我参加聚会的次数越来越少，那些仅仅在重复神智学观点的人我也见得越来越少。我质疑所有的事情，因为我想自己去探求真相。

我在街上漫步，看着人们的面孔，而他们可能在怀着更大的兴趣看着我。我去剧院，看人们如何娱乐自己以忘却烦恼，如何通过表面化的兴奋麻痹自己的心灵和头脑，以为这样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由的生命》，1928年

克里希那穆提和尼亚南达在英国和欧洲停留了几乎10年。那段时间，他们深居简出，蜗居于英国乡间。除了身边的老师、监护人员和信徒，他们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

当克里希那穆提和一小群人隐居在乡间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正动荡起伏。第一次世界大战肆虐横行，19岁的克里希那穆提很想帮忙，曾一度在伦敦附近一家部队医院擦地板。在给安妮·贝赞特的每周一信中，他写道：“我真的想工作，迫切希望。但是没人要我。作为一个印度人真的很难去工作，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印度人。”到年底的时候，贝赞特夫人终于说服他打消为战争服务的念头，专心学习。沿袭她的一贯作风，她提醒他，他的幸福是建立在完成功课的基础上。他则回复她说：“你不知道，我对自己为你造成的忧虑感到多抱歉……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严肃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会的。我周一开始学习，我会尽早考入牛津……”

那几年，安妮·贝赞特远在印度，一心一意投身政治，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争取地方自治权。她在进行公众演说时，继续宣称世界导师将来临，如果大家漠视他的教诲，就会犯下两千年前那样的错误。

1916年整整一年，男孩们都在努力学习，准备通过入学考试。尼亚没有困难，但克里希那穆提希望渺茫，牛津和剑桥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除了他学习成绩不佳之外，让这些保守的大学考虑去接受一个在世界各地被鼓吹为救世主的印度男孩也实在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