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8月20日），情况几乎与前一天一样，我无法忍受房间里有那么多人……最后我徘徊到走廊，精疲力竭地坐了一会儿，稍微平静了些。我逐渐恢复意识，威灵顿先生把我叫去房子旁边的胡椒树下，我在那里盘腿坐下。坐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自己飘离了身体。我能看到自己坐在那里，繁茂的枝叶在我头上。我面朝东方，面前是自己的躯壳，星星在我头顶之上，明亮清晰……我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并在它周围盘旋。一种深邃的平和存在于空气中和我的体内，像是一种缘自深不可测的湖底的平和。我感觉自己的躯壳连同思想和情感就像湖泊一样，湖面涟漪微动，但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扰乱我心灵的平和。高灵降临与我共处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我感到无限喜悦，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我已经饮用过生命源泉里清澈纯净的水，我的焦渴已经平息。我以后再也不会口渴，再也不会置身黑暗，我已经看到了光明。我已经触及了能治愈所有悲痛和苦楚的慈悲；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整个世界……

在夜间的寂静中，克里希那穆提经历了一场转化体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日后，克里希那穆提依然长年累月地经历着这种痛苦的准备状态，他称其为“转化过程”。在这段痛苦的阶段，没有人考虑去为他寻求医学帮助，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些遭遇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进行灵性准备。而根据上古印度的说法，这是“拙火的苏醒”，意味着觉醒和释放的状态。

“觉醒”为何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虽然兄弟俩很想知道，但是贝赞特和李德拜特在给他们的信里从未作出解答。尼亚曾经给出一个冗长的答案：

我觉得自己从未像那晚一样如此狂热地祈祷。仅仅是祈祷，而不是乞求让他减少痛苦，因为我们确信无疑：如非必要，神主们绝不会让他经历这种痛苦。我们都祈祷他不要记住这一切。但是要他不记住如此强烈的体验简直不可能，因为那是如此漫长的折磨。如果他记住这一切，我们担心那将会给他留下怎样一种可怕的烙印。

……他感到脊椎里炙烤难耐，想找一条沿溪谷蜿蜒而下的河流，把身体浸泡其中，以缓解灼热。我们很庆幸没有让他去。

那是5日（1922年9月）的清晨。夜晚时分，身体的这种准备状态达到了高潮，很明显，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大部分艰难的危险工作似乎已经结束。克里希那吉的忍耐、勇气以及那个伟大的场面带来了一种罕见而神奇的祝福。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威灵顿先生、罗萨琳德和作为他亲人的我，都幸运地分享了那份殊荣。那饱受折磨的一晚，似乎是在他躯体上打下的胜利的烙印。

克里希那穆提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带着崭新的力量和张力，他从1923年开始进行了密集的神智学巡回演讲，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荷兰和维也纳。整整一年，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持续经历着痛苦的“转化过程”，不过只有跟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些事情。

满怀收获新知的喜悦和身负使命的激情，克里希那穆提周游了世界，在欧洲、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演讲。然而，排满了演讲、会面和会议的行程，对尼亚衰弱的身体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被诊断为重度肺结核。随着病情加重，尼亚写道：“我已经卧床四周，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我在死亡边缘几度徘徊……并且对此已经习惯。”

1925年7月，饱受疾病折磨的尼亚南达与哥哥结束了澳大利亚的游历，回到奥哈伊温暖的家。一场高烧让尼亚瘦得吓人，虚弱不堪，但是在气候干爽的山谷里修养了几个月，又接受了特殊的亚伯拉姆斯共振疗法（Abrams Oscilloclast treatment）之后，他好像慢慢好转了。

克里希那穆提非常担心弟弟的情况，甚至梦到自己拜见净光兄弟，乞求他们用他自己的幸福快乐来换取尼亚的生命延续。只要能让尼亚活下去，他什么都愿意做，因为“我感到他好像大限将至”；当被告知“他会好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我很开心。”

贝赞特和李德拜特教义的基石是对密宗大师们的依赖，克里希那穆提年轻时亦对此深信不疑。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线是混乱的，幻象与圣主显灵对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日常事件。但晚年时他说这些只是他的心理投射。

10月，贝赞特夫人给克里希那穆提发电报，要他陪同从英国去印度参加通神学会成立50年纪念大会。曼茨亚里夫人来到奥哈伊照顾尼亚，她从他们在巴黎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他们，随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印度同伴罗摩饶。之前一直在奥哈伊帮忙照顾尼亚的罗萨琳德和拉加戈帕尔则与克里希那穆提同行。

对明星社成员而言，这些年来他们已经深信不疑尼亚注定是要伴随哥哥左右来辅助他的，这是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命定的角色，尼亚的生命毫无疑问会延续下去。但克里希那穆提离开病榻上的弟弟时，还是非常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