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兼电影编剧，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希尼·菲尔德：1925年我们从哥斯达黎加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在新月高街买了一套房子，我父亲请克里希那吉过来喝茶。我紧张坏了，因为觉得他会一眼把我看穿，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且还没有对会面做好准备。记得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明星社每周日都举行聚会，期望我们做好准备迎接伟大导师的降临。我终于在家里见到了他，他与尼亚一同前来。在场的只有我的家人和一个从纽约来的记者，他知道克里希那穆提，而且对他很感兴趣。我提到他是因为那次见面之后他说：“两兄弟中克里希那吉更美，但我认为似乎尼亚更具备世界导师的资质。”我们就世界领袖这一类话题谈了很多，那真的是一次有意思的对话。后来因为尼亚不舒服，他们就告辞了。我问克里希那吉什么时候能再见，他说：“给我打电话，我们定个约会。”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非常有趣的友谊。那年5月份我才刚刚16岁，他对年轻人的所做所想特别感兴趣。

我想起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一年他来的时候我去看他，他没有车，希望我能开车带他转转。但他要先去见个朋友，所以让我6点钟去安巴萨德酒店接他。我很好奇，想知道是怎样的聚会，但我并没有问他是去见什么人。6点整，我敲响了他告诉我的房门。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约翰·巴里莫尔（John Barrymore），使劲盯着我看。克里希那吉听到我的声音，走过来向他介绍了我。后来我问：“克里希那吉，你和巴里莫尔谈论了些什么呢？”我真的很意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巴里莫尔会对克里希那吉的那些话题感兴趣。克里希那吉说：“是的，他非常感兴趣，而且他觉得佛陀的解脱是史上最伟大的事迹之一。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佛陀的事情，他对佛教生活颇为了解。”后来克里希那吉邀请他去奥哈伊。你知道的，巴里莫尔是个酒鬼，可是他答应克里希那吉在应邀的那天一定保持清醒。后来克里希那吉告诉我，巴里莫尔途中因为口渴在文图拉停了一下，本来想只喝点水，结果却喝了好多啤酒，而且还开车去了奥哈伊，迟到了一小时。克里希那吉说：“巴里莫尔彻底落在我手上了。他几乎站不起来，但还是一副绅士派头，而且诙谐有趣。”过了一阵子，大概在喝了几加仑咖啡之后，他清醒过来，开车回家了。

艾芙琳娜·布劳：巴里莫尔后来是不是建议克里希那穆提在电影里扮演佛陀？

希尼·菲尔德：你说得太对了。巴里莫尔非常想拍一部关于佛陀的片子。克里希那吉对我说：“我当时马上劝他打消念头，告诉他那是个很难的角色……为佛陀最喜爱的弟子阿难拍一部电影可能更适合。”后来巴里莫尔找到他说：“你太聪明了。我想拍这部片子，而且我想演阿难。”巴里莫尔重新把佛陀安排成一个次要角色，还想让克里希那吉来演，但克里希那吉拒绝了。不过巴里莫尔一直没有筹到钱来拍这部片子。

艾芙琳娜·布劳：直到今天，佛陀的解脱都是很深奥的题材，那时可能甚至还鲜为人知。

希尼·菲尔德：没错。所以事情就搁下了，但是他们还一直见面。他通过巴里莫尔结识了很多电影界人士，跟诺玛·塔玛格（Norma Talmage）很熟。我记得有一次克里希那吉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进屋后一直伸着手，我以为他受伤了。他说：“让我先洗洗手。”就去了洗手间。等他回来时我问他：“你怎么了？伤到自己了吗？”他说：“没有，是诺玛·塔玛格的香水。我手上全都是，弄不掉。”

艾芙琳娜·布劳：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话题吧。你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明星社的事情吗？哥斯达黎加是不是一度成为明星社的托管地？

希尼·菲尔德：没错。哥斯达黎加通神学会是通神学会在拉丁美洲的第一个分会，是我的祖父——西班牙著名画家托马斯·波瓦达诺·德·阿洛克斯——和我父母一起建立的，他们成为学会的三位元老，一两年后又建立了东方明星社。一切就像我在《克里希那穆提：不情愿的救世主》（Krishnamurti：The Reluctant Messiah）一书里写的那样，克里希那吉被无端卷入哥斯达黎加的政治运动，因为运动当中最显赫的人士之一——费德里科·蒂诺科（Federico Tinoco）——是克里希那穆提的忠实信徒。他是东方明星社成员，在政变中掌权，成为总统，随即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贯彻克里希那穆提理念的社会。

艾芙琳娜·布劳：那是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