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师，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艾芙琳娜·布劳：鲍尔格博士，你能描述一下人们对1929年的奥门讲话有怎样的预期吗？

赫达·鲍尔格：我觉得我必须略作回溯。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人们十年来为总结一战浩劫所作出的努力。胜败双方都不得不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数年轻人丧命，经济发生全面巨变，整个欧洲有待重建。那是非常艰难，也是非常有趣的十年，像以往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被煽动，在战后迫切地为许多问题寻找答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何避免战争？我们做错什么了？人们无限绝望，却也因此抱着很多希望——对更好的事物的希望，希望有人帮助他们，希望有人指导他们。我觉得那是一个寻找救世主的年代，而且是新观点、新哲学、新政治运动以及新艺术形式蓬勃发展的十年，人们对神秘学和新答案——而非传统的哲学答案、宗教答案、伦理答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那样的气氛下，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所谓世界导师的讨论，这一讨论源于安妮·贝赞特夫人，她当然被英联邦和一些欧洲大陆工人领袖和女权主义者所熟知。她在费边社、女权运动、争取社会公正和平等运动当中表现活跃，因此很多人都认识她。同时她也是一名神智学家，并投身于印度问题，我相信，在印度解放运动中，她也是位知名人士。此外她还是世界导师降临理论的主要代言人，而我认为“世界导师”只是她和李德拜特试图塑造的新救世主。因为那时的运动非常国际化，而且是跨派系的，于是他们企图创造出一种不冒犯任何宗教，并且能将所有在灵性道路上寻找答案的人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这位年轻的印度人被期待成为未来的世界导师，他和弟弟被贝赞特夫人从印度带出来，在西方受教育，并且完成为他规划的使命。他被拥戴为下一位救世主、佛陀或先知。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个羞涩、年轻、相貌英俊的印度人，说话温文尔雅，有时会说一些关于人类将会过上更美好生活、寻找到更理想的内在生活途径之类可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话，那是一种普遍的期待。

艾芙琳娜·布劳：人们为什么要寻找救世主或弥赛亚？

赫达·鲍尔格：嗯，因为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只要存在冲突，存在怀疑，就会存在对信仰的期待——期望出现更优秀、更智慧、更渊博的人，期望出现能够被众人仰视的人，期望有人能够带来答案，期望有人能去除我们因无知产生的痛苦，期望有人能解决这个时代人类的冲突和困难。那时存在着对拯救和指引，以及被告知如何获得救赎的需要；或者存在一种对安宁的精神状态的需要。在那个关键时期，我认为这些需要异常迫切。每个人都希望有人能拯救自己。

艾芙琳娜·布劳：人们对克里希那穆提解散明星社的声明作何反应呢？

赫达·鲍尔格：是一种很复杂的反应。首先绝对是震惊。人们年复一年一直在为世界导师的降临满怀期待，现在这个人即将出现，他们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接受他的引领，跟随他、仰慕他并膜拜他。但突然，这个承载他们所有梦想的人却说：“不，我不干。我不是那个人。情况不是这样的。别把我当成回答你全部问题的人。”然而，“去寻找你自己的答案”，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艾芙琳娜·布劳：你是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个人的伟大——他如果不是世界导师，至少也是灵性方面的一位伟大导师。

赫达·鲍尔格：嗯，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真正的启示。他经受住了由众人的期待带来的巨大压力。他被一个他爱戴并尊敬、类似第二母亲的女人训练，并被她宣布为未来的世界导师。当所有人围坐在奥门的营火旁，期待听他的演讲时，他却宣布要解散组织，因为他相信没有人能做其他人的导师——这一举动要求有承担巨大压力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指导你，你必须依靠自己——这观点太新颖了，与之前所有人期待的都不相同，真是一个惊人的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