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达·鲍尔格：我完全退出了（明星社）——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解散之后的明星社，它已经不是一个组织了。我需要回到自己的研究上来，去会见我的朋友，去奥门以外的地方旅行。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明星社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我走自己的路，最终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师。我经常好奇早年间的那些经历是如何影响我的工作和职业选择的，我从未有意识地把两者联系起来。但现在我觉得，似乎存在着必然的影响，因为我很容易地接受了抛弃精神权威以及和正统思想斗争的观点。与权威进行斗争，这件事对我来说很容易做到，而且毫无愧疚。我在一些质疑弗洛伊德的同仁身上看到了这种愧疚，他们带着巨大的矛盾性，不愿放弃等级制度和对已经建立起的权威的崇拜。

艾芙琳娜·布劳：人类在通往独立和明智的路途上，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

赫达·鲍尔格：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真正困境，是对孤独的恐惧。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长大离家，为自己的生活、信仰和思想承担起责任，而不是到处寻求别人的赞成和鼓励，是如此艰难。在寻找被称做“真理”的东西时，我认为你必须从自己的内在探索，并且你必须是独自行走在这旅程上。否则的话，你找到的只能是他人的真理。

艾芙琳娜·布劳：你对那段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呢？

赫达·鲍尔格：我一直记得我当时的感受——1929年在奥门，那个美丽的瘦小身影，显得是多么孤单。当他放弃最后一点联系和最后一点依恋——这些联系与依恋是在他作出声明前一分钟还拥有的，我在想他真正失去了多少。我听过关于他童年的故事，贝赞特夫人如何把他从家人身边带走，带到英国。我还想到他适应新气候该是多么不容易，离开印度之后他一定觉得又阴又冷。他失去家庭以及所有熟悉的味道、声音和食物，与家乡唯一的联系是他的弟弟尼亚，后来尼亚死了，他连这点联系都失去了。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贝赞特夫人——他的义母，他当然很爱她，现在却要公开站出来对她说“不”，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量啊，从那之后，他又将多么孤独啊。我们这些普通人，并不期望自己能够承受这种孤独，恐惧几乎贯穿我们成长的全部过程。我记得问过很多病人，成年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恐惧，他们常说：“我觉得如此孤独。”孤独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充满恐惧的，然而，如果你不能独自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么你很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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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孤独是克里希那穆提此生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他宣讲教诲的岁月中，他一直质疑所有假设，特别是他自己的假设。他一再严格地审视所有事情，对他已成型的思想也不例外。蛹逐渐变成蝶。克里希那穆提独自一人坚定地审视着这些人生问题。重要主题从不曾自动生成定理，在寻找过程中，没有轻巧的答案和轻易的保证。有时候这很让人绝望。

教诲在后来的几年间得到丰富和完善，它们仍然是建立在承受孤独的基础上。“点亮自性之光。”他说。他质疑让其他人的思想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无论他们的真理如何高贵，也仅仅是二手意见。那些舒适地休憩在现成信仰上的人永远无法飞翔。

1929年8月3日在奥门营地，克里希那穆提发表了解散明星社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