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写注的人。

A.古时候写批注的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者，多犯了一个设定样板的毛病。在他们心目中，孔子是圣人，而圣人是超凡的。如此一来，《论语》中许多散发着人性光辉与风趣幽默的篇章，往往在圣光照射下蒸发得几乎殆尽。于是，一个活活泼泼、充满生机、充满智慧而又力行不懈的孔子，变成了一丝不苟、趣味全无的人。所以那样写疏注的人，不论学问有多大，人有多聪明，心中既有了样板，做起注解来难免有些地方就迂得很，制造了“迂解”。又由于种种原因，那时读书人的心灵受到很大的约束。读圣贤书，即使心中有所怀疑，也不敢提出，否则就会忤逆权威（如朱熹之流）。弄不好，被扣上标新立异的帽子就吃不消，所以，迂就迂吧！一迂就是千百年。

B.现代的人，有一种写批注是为了出书，内心缺乏责任感。注解时常以轻心对待，见文就生义，要赶进度嘛！当然在某些地方由于用心不够，难免发生曲解。

C.由于中国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在用法上与西方文字大不相同。西方文字在结构上比较严密，用西方文字来描述一件事物常常可以描述得很清楚，可以经过文字的表示，因文而得义。但中国的古文，有些常常要先得其义，而后才能得解其文（《老子》一书就是典型的例子）。所以研读中国有些古文，有时等于要通过时光隧道，返回到当时的情景，才能比较正确地掌握古人到底在说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完全突破的困难，谁都不能说他做得有多好。）因此，现代人，尤其对西方用语已有某种程度习惯性的人，在注解中国古文时，常会不小心地“以今观古”，或“西学中用”而造成“曲解”。

D.要了解《论语》，对孔子的人格、思想、心胸气概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曲解他的话就不能完全避免。

前面已说过迂解和曲解的大概原因。或者有人要问：“你又怎知你的解释不迂不曲呢？”我想，在理论上这话问得是对的。所以，我特在此声明，《论语辨惑》这本书不是“定版”的，它可以让有兴趣的人来讨论和修正。目前，对与不对，至少提出了问题。如果对，就可以为后学提供一定的参考；如果有不对之处，则欢迎向笔者提出，笔者可以随时在再版时改正之。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这本文化宝典《论语》的真价值。

附言：回忆来到美国这几年，与我的老同学陈一川君常有见面的机会。想不到除了对中国文化和国家前途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与关怀之外，我们更惊异地发现我们之间在这方面有着一种极其难得的高度默契，这种默契可说已达到了好像很多他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很多我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的地步。由于有了这样的契合，在某一机缘之下，我们共同商议初步就《论语》一书，做一番新的探索与阐发。由我来写这本《论语辨惑》，先做点正本清源的工作，然后由一川兄写《论语衍义》，希望对国人在文化精神的固本培元方面，能够有所贡献。

我在此要特别感谢前辈黄天心先生，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文章，若不是他的大力敦促、鼓励和指教，我没有信心在何时可以下笔，遑论完卷成书。

我也要谢谢小女萧正若。她为了这本书，从头学习中文打字，不但辛勤地打完了全册，做了校正工作，而且在以后屡次的修订过程中，都显出极大的耐性和热情。我曾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一川叔叔讲，爸爸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哟。你帮了这个忙，等于你对中国文化的建设，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萧民元

199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