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持续了四五年的过程。虽然编辑成书是今年的事情，但就写作时间上看，与作者200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崛起》一书比起来，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写作时间上的这种情形，说明了目前这本书与《中国崛起》的血缘关系：部分是母亲，部分是儿子，两者血脉相承，都可以归之为作者围绕中国崛起这一主题所做的思考。《中国崛起》是作者将这一主题进行系统化的尝试，而摆在眼前的这本书，则更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和进一步延伸。与系统化、学术化味道比较重的前者比较，这本书则有着更鲜活的色彩。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作为在媒体工作的评论员，我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了这一主题。我记得我最早一篇谈论中国崛起的评论，发表在1996年8月份，在这篇文章中，我自不量力地提出要构建一种如何对待力量的国家哲学。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当回头检视这些年写的文字时，发现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也算是一种潜意识或无意识吧。当编辑这本书时，又一次不自觉地把“对力量的思考”当成了书名。

国内对中国崛起话题作出积极回应是在2002年。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在2006年的播出，更是将这一主题推进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这一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话题，开始进入了其他学科人士的视野，也正是更多人士的关注，才形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大潮”。当然，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看法，仍然是有分歧的。记得2007年2月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召集了一个“大国崛起”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是一批当前十分活跃的学者。大家在“大国”问题上，在“崛起”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我十分尊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对中国是不是大国，对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都提出了质疑，其理由是中国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次研讨会，当时一位海归学者向一批记者编辑谈中国崛起，这位学者报告了华尔街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在他看来，中国崛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没有等他讲完，我的一位好朋友就站起来说，“我们不听了，我们要吃饭了”。显然，我这位老友的“行为艺术”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在国内还有人挨饿的情况下，说什么崛起呢，更谈什么大国呢！这两次研讨会上的情形是类似的，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看法或情绪，那就是，在中国国内还面临着严峻的转型问题的时候，还是不要谈什么大国谈什么崛起吧。

我是赞成将中国崛起置于中国总的转型背景下来看待的。这种看法构成了《中国崛起》一书的特点之一。但是，不能因为国内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去研究崛起，甚或否定崛起的现实存在。在我看来，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国，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衡量——比如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军事力量——都是如此。如果连中国都称不上大国，那还有几个国家能够称得上大国呢？中国毫无疑问也在崛起，如果连一个经济连续增长了３０年的国家都不能说崛起，那还有什么能够称作崛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研究中国如果不顾基本事实，只讲价值规范，这样的研究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其研究结论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许多朋友，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无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多重维度，只是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他们担心，“大国”、“崛起”的提法有可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利用来炫耀权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是无视中国崛起的理由。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封闭起来埋头自己事务的国家，只能是一个怪物；同样，一个只是处处点头，一味追随与理想中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也是一个怪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国家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这一逻辑未必一定符合统治精英或领导人的价值取向。例如前苏联国家的行为逻辑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的行为逻辑，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呢？是有不同，但不要夸大这样的不同，其实，变化的主要是力量，而不仅仅是价值取向。如果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实力降低到仅相当于荷兰的水平，如果俄罗斯的实力重新恢复到前苏联第二大国的位置，那会怎样呢？再例如，美国几乎不会在国内冲突中使用军队，但是在国际冲突中却频繁地使用军事手段，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对外用兵，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国家间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国内权力运作的机理。然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许多幼稚的、浪漫的看法，总是占据着知识分子们的头脑。他们总是忽视了国家间关系不同于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国家虽然要对国内压力做出回应，但它也要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做出回应，这使得国家永远都在冲突与合作中权衡力量以便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