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倒退着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国家而言，有一门学科显得特别重要。它就是专门研究国际间权力关系、研究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最近几年，这门学科在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一次，我与同事开玩笑说，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可以让他选择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它将是未来的显学，“像现在的经济学家一样”。

经济学家显耀起来，是这几年的事，而国际关系学呢，用阿Ｑ的话说，祖上可就阔多了。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国际关系就已经是显学了。孔圣人、孟夫子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国际关系学家，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他们周游列国，四处推销治国主张，游说列国诸侯，以仁义治理天下。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理论，而且是“大理论”，像仁义、大同就堪称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永远正确的原则。

孔孟如此，更无论战国时代的那些纵横家了。比如，那位腰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即是一位深知国际关系奥妙的人物。他在游说赵国国君时提出了著名的“安民之本，在于择交”的理论，外交被说成是治国的首要政策，他说：“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外交盟友选对了，老百姓就有福了。苏秦靠他那一套理论，说服了六国，“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的成就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你看，“从约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欧盟秘书长，但是，苏秦比欧盟秘书长可要厉害得多了，原因是，他同时还兼任着六国的首相！据说，苏秦的车队路过洛阳时，周朝的天子周显王一看他的那种王者气派，赶紧派人洒扫街道，并在路边迎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铺上红地毯，鸣响礼炮，检阅欢迎的群众，天子亲临机场迎候，连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都跪在地上，而且亲兄弟竟然都不敢抬头看他。据记载，苏秦在穷愁潦倒时，他的嫂子很看不起他。这时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苏秦笑问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为什么以前那么蛮横不逊而现在却这样谦恭下作呢？）

嫂蛇行匍匐，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他的嫂子像蛇一样爬在地上，对苏秦一再叩头请罪：他三叔现在不得了呀，地位那么高，钱那么多！）

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我现在算看透了，连家人、亲戚都势利眼。穷困落魄的时候，连父母都不把自己当儿子看。要是当年我在洛阳郊外有200亩地，过着小康的日子，能有现在这么出息吗？）于是散尽千金。（《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这个苏秦是一个很幽默的家伙。就是这个人，阻挡了强秦的进攻，使秦国15年不敢越过函谷关，也就是说，是苏秘书长暂时挽救了六国的性命，至少是延长了六国的性命。

在正统的思想史上，苏秦似乎总是受到排斥，似乎他除了能说会道，追逐名利，没有太多思想。当时及后来的士大夫很是看不上他，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他长期供职的燕国，有人造谣说，苏秦是卖国贼。但是，现在看来，他很了不起。司马迁就很为苏秦抱不平，他写《苏秦列传》的目的，就有为苏秦平反的意思，他说：“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在我看来，只是他提出的八个字，“安民之本，在于择交”，就足可名垂青史。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外交政策以及盟友的选择，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福祉。对于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国家决策者来说，“择交”毕竟是一个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事情。

差不多2000年后，西方一位名叫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国际关系分析》。写这本书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大战的阴云笼罩了地球。该书第一页第一句话就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学，是人类的“生死之学”。中国古代兵圣孙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用兵关涉到国家的死生存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医学是人类生死之学，国际关系也是生死之学，前者关注的是个人的生与死，后者涉及的则是国家的生与死。前者大家都承认，而对于后者，可能就有争议。实际上这个争议是这几年才有的，而在冷战时期，是没有争议的，那时人们处于核大战的危险中，核大战的可怕在于“相互摧毁”，同归于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关系学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在新的大国时代，对于那些置身剧变中的大国，是没有理由不重视“生死之学”的。

国家往往并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大，也不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富于理性。正是基于此，我们说“强权如瓷器”。因此之故，当国者需要谨慎从事。同时，由于国家并非一人一姓之国，其荣辱死生，事关每一个人，因此所有的国民，都有责任关注其命运，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一个国家倒退着创造自己的未来之时，它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用历史经验教化国家的责任。历史经验的缄默，对国家而言是最为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