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说，事实和价值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不同的范畴。具体到中国的战略位置，也同样有事实和价值的分殊。中国一直都在那里，但价值却一再出现变化，我们的自我体认也一再出现变化，那个事实有时被认为是弱势，有时被认为是优势。近代以来的大多数时候，都被视作是不利条件。二战时期获得的转机很快就消失了。在分析这个历史失误时，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当时没能把握住历史机遇的原因，是“当时掌握中国权柄与实力的人，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无视国家最高利益，不惜放弃在日本驻扎占领军的权力，把特意为此准备的部队也投入了内战的战场”。

“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中国利用这次会议，向世界展示了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虽然当时尚未公开接受“中国崛起”的判断，但是，从外国政要对上海的赞美，从商界人士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从上海的繁华，从唐装所蕴涵的意境，舆论都接受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在崛起。

中国战略价值的凸显和体现出的大家庭精神的合作风范，使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在此期间，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中国立场尚存微妙之处。出席工商领导人会议的高盛亚洲副总裁指出，本次会议传出的讯息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中国同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同时他又说：“中国希望扩大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但又不愿意过多地卷入国际事务。”

不愿过多卷入国际事务，涉及到了通常说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思想。那么，在中国战略价值凸显，强调大家庭合作精神的背景下，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是否有重新检省的必要呢？

在“9·11”之前，有过一场关于“韬光养晦”的讨论。

不少人主张，世纪之交，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此条件下，若再教条主义地固守“韬光养晦”，不免有些刻舟求剑了，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主动出击，甚至不惜一战。有人通过提出韬光养晦的目的来否定韬光养晦，“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什么？肯定不是韬光养晦本身……韬光养晦的目标，至少是应当把中国建成真正能够向列强说‘不’的多极世界的一极”。从中不难看出，主张放弃韬光养晦的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就是无原则的“忍”，通过“忍”，达到击败对手实现称霸世界的宏图大志，而国际环境的新发展，已经到了无法再忍下去的地步了，因此，应当放弃韬光养晦，去当挑战者，去主动出击。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韬光养晦就像一位获得了秘籍并躲进深山独自修炼的大侠，若干年后，一统江湖，成为武林盟主。

这样理解韬光养晦是对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战略的误读。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思想中，根本没有设定霸主的目标，他说：“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韬光养晦也不意味着“光荣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