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家孟子的学说中，有“仁者无敌”的思想。仁者的风范有二：一是“以大事小”，一个是“以小事大”。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与邻国交往有道可言吗？

孟子告诉他，有的。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可以做到“以大事小”，像汤，虽然很大很强，但对比自己弱小但都属于夏朝封国的葛，仍然尊敬、顺服，绝对不因为自己权势大就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国。这种人能够顺应天理。只有有智慧的人才可以做到“以小事大”，像越王勾践服从吴王夫差那样，这样的人对天命心存敬畏。

孟子把两者视作是“保天下”和“保其国”的方式。虽然权势很大，但并不欺凌弱小者，因此才能“定天下”。后来孟子进一步解释说，定天下的人，是那些“不嗜杀者”，这样的人，天下百姓都跟着他走。这叫做“保民而王”。这也可以称为“韬光养晦”，养的是“仁爱”之心。所以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有关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孟子回答说，孔子的信徒没有人谈论两位霸主的。齐桓公、晋文公在春秋时期先后称霸，对这两位有赫赫武功的霸主，孟子竟然说，不知道。他当然不是真不知道，而是看不上，不值得提起。他要谈的是王道，不是霸道。而如果做到了“保民”，天下归心，自然就会取得天下。因此，孟子不看重力量，他看重的是行仁政，行德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增强“软实力”。这种战略，就是韬光养晦。至于“以小事大”，那是智者处于弱势时的战略，一般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就是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办法。弱国要保存自己，就需要采取这种理性的战略。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如何对待力量一直就是一个中心论题。有些国家解决得好些，有些国家解决得不好。

国家在力量计算时一般容易犯三个典型错误。首先，把力量看作是绝对的，而忽视力量的相对性；第二，把力量看作永久的，而忽视力量的暂时性；第三，认为力量的来源总是单因的，总是过分夸大某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忽视力量来源的多样性。

在谈论大国力量的时候，常常存在着若干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力量越大越好，国家似乎都是一个个容器，装的力量多的容器，就是大国。这个观点是很普遍的。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100年间，俄罗斯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俄罗斯军事力量与英国相近，俄罗斯国土面积远大于英国，总之，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100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罗斯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霸国意味着自己的意志从此就可以得到伸张。看一看历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张自己意志的霸国，是不能持续的。一个大国，只有自我节制并为体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最为强大，也抗不住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所以在俾斯麦领导时期的德国，采取了一系列联盟策略，以避免所谓的“联盟梦魇”（即周围国家联合抵抗德国）。但是继俾斯麦而起的德国领导人放弃了这项策略，果然就受困于“联盟梦魇”，曾经的荣耀转眼就成了一杯苦酒。在通向大国的道路上，可以说是荆棘载途，陷阱载途，当我们谈论大国兴衰的时候，需要抱持一种敬畏的、审慎的态度。每一时期上升到领导地位的大国，莫不是经过无数次变革和转型，处于转型和变革中的国家，甚至根本没有设定一个大国目标，它只是为了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那些相对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并且其成功方式得到普遍认同的国家，成为一定时期的大国。相反，那些无法解决自身和外部世界问题的国家，无法成为大国，或者从大国的位置上掉落下来。

上述误区归结起来，说明了力量意识的两个特点，即力量的有限性意识和力量的自我节制意识。所谓力量的有限性意识是指，推动某种结果产生的力量不可能完全转化成另一种结果产生的力量，任何一种力量都不是绝对的。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说的，一个大象可以撞倒巨大的障碍物，却不能穿针引线。把一个人打倒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就具有教这个人弹钢琴的力量、做微积分题的力量或花样滑冰的力量。你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未必就能同样征服这个国家人民的心灵，未必能够让他们自觉地效忠。所谓力量的自我节制意识，是指建立在力量有限性判断之上的对力量使用、目标的控制意识，就像一个开汽车的人，只有具备让车慢下来、停下来的能力，才算会驾车。

一个力量处在成长中的国家需要认识到，力量不是无限的，不是绝对的，不是永久的，就是要认识到，最为基本的力量是来自对力量的自我控制或自我节制、自我约束，说这个力量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丧失了它，再强大的力量也免不了被毁灭，比如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

因此，伴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相应地就需要历史意识的觉醒。

牢记英国思想家伯克写于1793年的一句话是十分必要的：

“在提防野心时，可不要忘了提防我们自己的野心。我不得不说，我害怕我们自己的强权和我们自己的野心。我害怕别人太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