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目前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无法忽视更无法排除的重要成员。对于这一体系的未来，中国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支持力量。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其长期前景已经显现出来。一个权威的预测是：发展中的四个经济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35年超过发达的七国集团。最迟到2042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届时，国际经济的版图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现在的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和日本还能保留在前七名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长期预测。而就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倾向愈发明显，其中中美经济的失衡尤其突出。全球化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推动着全球经济进入大变动、大重组的历史性阶段。正如历史上类似时期所发生的那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纷纷出现了保护主义反应。最极端的情形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主要大国几乎都采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在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和货币政策（1930年）宣告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终结。这样的教训应当为后来者所汲取。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中美两国都需要认识到，两国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面对目前经济失衡的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声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广场协定（1985年）。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征象。从美国方面来讲，新的经济秩序就意味着将中国“融合进来”。那么，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鉴于历史的教训，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失衡的责任在于中国，因此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这种把中国当替罪羊的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比如美国的逆差和赤字问题就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中国。两国定期的战略对话所要追求的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不是找替罪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破坏的实际上是全球公益。

例如，如果按照舒默—格雷厄姆提案对中国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受损的除了中国，还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我们知道，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布局调整的结果，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把中国作为外包平台，以取得更多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改革政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增长中分享到了巨大的好处。例如，在中国的出口增长额中，有65％来自外商投资企业。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援引刘遵义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的每1美元产品中，反映中国国内生产的增值部分仅有30美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国内增值部分更低——每1美元中仅占20美分。由此可以看出，是全球企业共同制造了“中国制造”。去年对美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出口。惩罚性关税最终将使全球跨国企业利益受损，同时还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者利益受损。根据公认的贸易理论，保护主义总是一种隐蔽的税收。

“中国制造”的低廉价格源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资源价格、低估的人民币币值以及极高的环境成本，这些因素导致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却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提供补贴。有经济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通过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购买美国证券，转变成美元储备，压低了美国利率，等于借钱给了美国政府和消费者。这几乎是对美国实行反向马歇尔计划，就像二战后美国依赖马歇尔计划得以复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