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历史问题占据了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了。在此期间，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个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没有影响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展开合作。两个国家一向都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双方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那么为何在终战60年后，为何在高喊了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爆发了地震，而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在地震发生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是在两个国家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给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了中国的“历史牌”，获得了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的基础。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而所谓地层深处的地震，指的是两国力量的彼此消长在日本人心理上造成的影响。

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始于冷战时期。变化着的东北亚力量结构促使中日达成和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都是十分明晰的。在冷战的政治结构下，日本成功地在亚洲建立起了被称作雁型体系的经济秩序。在1997年前，中国甚至都已经被纳入了这一体系。

冷战的突然终结激活了原先被冷战秩序冻结着的各种力量，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以及东亚经济危机，冲击着冷战时期形成的日本秩序，外部的紊乱，反映到日本国内，则造成了日本的战略迷失。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日本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其他国家渡过危机。这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那套体制。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于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这个分析非常精辟。根据它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起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是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