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发生后，考虑到上海市民觉醒程度较高，比北京市民更容易改造，陈独秀于1920年2月中旬从天津坐船来到了上海。在陈独秀决定去上海后，李大钊就发电报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学生张国焘和许德珩，让他们帮忙为陈独秀找房子。

于是，陈独秀一到上海，就得以立刻入住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

而就在这里，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位将改变其命运的人物见面了。维经斯基以吴廷康的名义登门拜访，所持的是李大钊的介绍信。李大钊在信中告诉自己的老友：“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是为了寻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会面在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陈独秀首先说道：“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陪同维经斯基登门拜访的，除了他的夫人库茨涅佐娃外，还有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杨明斋将这番话翻译给维经斯基以后，后者谦逊地笑笑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一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再就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这番话，维经斯基是用英语说的，陈独秀听后点点头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彼时的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国内进步人士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是在他的安排下，维经斯基先后接触了聚集在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而这其中不乏当时国内的知名人物，比如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这让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当前的中国，虽然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所以不堪委以重任。不过，或许因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些，他对陈独秀的印象很好，乃至他还专门为此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推荐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在上海的日子里，维经斯基还在陈独秀的安排下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因为在营救陈独秀一事上出力甚多，又因为在革命观等方面和陈独秀有着相近的见解，所以陈独秀到沪以后，两个人交往比较频繁，这也是他能够安排这次会面的原因。

1920年秋的一天，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了维经斯基。

作为辛亥革命的发起者，中国国民党的创建人，即使在维经斯基这个外国人心中，孙中山也是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也让他在见到孙中山以后，一度难以遏制好奇心，甚而有点失礼地屡屡仔细打量起对方来。

此时，孙中山已经54岁了，不过在维经斯基看来，他顶多45岁左右。

或许是因为同为革命者，孙中山在交谈中，明显对革命更有兴趣。他先是询问了俄国的革命情况，然后很自然地，话题又转到了辛亥革命身上。

半百之年的孙中山，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说话之间附带的手势果断有力，这些都给维经斯基以深刻印象。谈及辛亥革命的话题，孙中山明显兴奋起来，他对维经斯基详细讲述了袁世凯等军阀如何背叛革命的事情，这一谈，居然就是两个多小时。

最后，孙中山又将话题回到苏维埃俄国身上，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刚刚从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广州以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提议：“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很难与贵国建立联系。贵国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这样，从那里就能够和广州直接取得联系。”

而他的这个提议，或许就是后来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的直接原因。

维经斯基的这一次中国之行，用时将近一年，在1921年他离开中国之际，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如同雨后春笋一样林立而起了。

自然，这和维经斯基一年来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10月的一天，就在维经斯基还在上海、广州频繁活动之时，在北京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与维经斯基是有一定关系的。正是因为他的建议，李大钊才开始正式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就是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前所作的一次伟大尝试。

支部成立之初，成员只有3个人，即李大钊本人，以及张国焘、张申府。

这里有必要着重介绍一下张申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