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宗派的创立和延衍，除了外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就是自己内在的凝聚力和对外的感染力。用佛教的话来说，一是法统的纯正，二是教法实践的得力。这两者都需要创宗立派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突破，以建立自己独特的教授体系和方法，这在禅宗则称之为纲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禅宗的总纲。对禅宗而言，理论的建立无需费心，它现成地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法的根本精义，更现成地承袭了中国三论、天台、华严三宗的根本理论，天台华严的判教无疑为禅宗安排了一个极佳的理论空间，使它在“圆顿大教”上更标以“教外别传”之旨，并倾其全力，将“圆顿”之旨化为种种可供实践的方法，即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从六祖、马祖和石头以来的百余年间，不少禅师在“祖师禅”的方法上推陈出新，在思维与存在，经论与修行等复杂层面上不断摸索，使传法者和受法者之间，在语言、文字、动作、情态、生活、劳作等多方面作了全方位的推敲，而形成了机锋、棒喝、转语、圆相等种种实践方法，这些实践方法的成熟，便积淀为禅宗内的纲宗，并因禅门五宗的形成而固化为五家的纲宗。

纲宗是祖师们根据自己的修证体悟，并结合授徒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而成，当然有的也是经其弟子整理总结而成。在授徒的实践中，祖师们在开示、接机、应机并引导弟子开悟的系列过程中，用生动机智、幽默含蓄的语言，甚至用推、拉、扭、打、棒、喝、行、走、语、默等丰富的行为动作贯穿其中，以期收到常规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在灯录中，常常可以看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如何是某山境”之类的问话，就是在探询师家的纲宗。禅门五宗的纲宗各有其相应的特色互不苟同，又互有承袭，故而使唐末五代的禅宗大放异彩，光照千秋，具有极大的魅力。

对五家纲宗，自南宋时起，即有晦岩智昭禅师编成《人天眼目》一书加以总结，并以历代祖师的提唱加以凸显。明末之际，更有汉月法藏、谭吉弘忍父子先后所著《五宗原》和《五宗救》刊行，并在禅宗内部引起轩然大波，争讼达百年之久，最后在清代雍正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方告平息，同时也致使禅林沉寂一二百年。清初，又有三山灯来禅师著《五家宗旨篡要》。对五家纲宗除《人天眼目》为收集前代评唱编成外，后三书多用一己之见加以发挥，虽有独到之处，但未必合于诸宗本意。所以，若探源于五家纲宗，必须回到纲宗建立的本原之处。

在云门大师建立宗旨之前，已有沩仰、临济和曹洞三家先行于世。沩仰宗的纲宗原不甚明确，宋代禅师在沩山、仰山、香岩三师的语录中，归纳出“三种生”、“圆相”和“三照语”。临济宗的纲宗则分外明确，这就是禅林中最为熟识的“三玄”、“三要”、“四喝”、“四料拣”、“四宾主”、“四照用”等。曹洞宗的纲宗也广为禅人所熟悉，如“正偏五位”、“君臣五位”、“功勋五位”、“三渗漏”、“三种堕”等，更有其包含了纲宗及体系的《宝镜三昧》。云门宗的纲宗，其后各宗的禅师们都曾多加抉择，如《人天眼目》所指，则有“三句”，“抽顾”，“一字关”，并把云门大师弟子巴陵颢鉴禅师的“三转语”亦作为云门纲宗列入。再如圆悟克勤禅师，除了对“云门三句”推崇备至外，还一再赞叹云门大师的“格外玄机”和“向上全提”。而佛眼清远禅师，则分外留意云门大师的“三种病，两种光”。清初三山灯来禅师在其《五家宗旨纂要》中，全为阐述一己之见地，对云门纲宗，除拈颂上面所举的数则外，还独家拈颂出“云门宗八要”，但不知其所据出于何处？

云门纲宗，最为禅人所熟悉并大加称道的第一便是“云门三句”，这就是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和随波逐浪句。这三句，实际上是云门大师的得力弟子德山缘密禅师对其师风格的总结。宋代临济宗著名的宗师圆悟克勤在其《碧岩录》中亦推崇说：“云门寻常一句中，须具三句，谓之函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教人卜度不得。”也就是说，云门大师在演示禅机之时，一句平常的话中，都包含着三重功能：

一是涵盖乾坤——包括全部思想的意蕴和法界的实相。

二是截断众流——使一切思维分别、卜度拟议在此被忽然截断。

三是随波逐浪——顺着思维之路，让其自然流淌。即所谓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但也包含了根据学人的水平，随机引导一层意思。

这三者是一体的，因涵盖乾坤而可截断众流，因截断众流方得涵盖乾坤；因前两者而得自在，故可以随波逐浪；在随波逐浪中方显截断众流和涵盖乾坤。这与临济大师的“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有这三重意思，所以在云门大师的每一句禅语中，可以收，可以放，可以杀，可以活，故显得宽阔空灵，意味无穷。但又如斩钉截铁一般，使人不能用思维的方式作哲学式的把握，也不能用灵感来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