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的训练让我们知道，身为医生，我们要为病人的健康状态负责，我们有责任向每一个前来咨询的人提供正确的建议或医疗。从传统医疗的观点来看，身体是机器，身体出问题是因为某些地方故障，或某些部位需要更换。身为医生，要能正确诊断出哪里出错，并开出处方来"修好"问题。但我们在执业时很快就发现，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同样的方式治疗，有些人对某种疗法有反应，有些人则需要很不一样的方式。还有，我们看到有些人愿意为自己的情况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人似乎能够熬过当前的困境，从中学习，往前迈进。这样的案主比较容易治疗，因为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况，并将我们视为咨商师及顾问，而不是把我们当成拥有答案的人。另外一些人则是被动的环境受害者，他们似乎臣服于这种恶劣的状态，身为医生的我们似乎无法改变这种情况。这些早期的经验让我们相信，病人应该要为自己的健康与疗愈负起最大的责任，而不是我们!

我们对于西方医学训练的机械观点所伴随的限制感到很不满意，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关于能量与身心整合的另类疗法中得到了灵感。我们研究赖克式呼吸（Reichianbreathing）、各种的身体工作与能量理论，让我们更了解自己与病人。我们不再是坐在桌子后面的医生，而会与案主进行很开放的对话，分享、探索彼此的生命，与那些前来看我们的人交换心得。我们也会教导案主呼吸技巧，帮助他们放开束缚，在自身之中找到健康与活力。在我们的候诊室里，案主们彼此认识。我们发现有些案主会提早前来，彼此交换心得。有时候，在候诊室的互动让案主觉得非常有启发性，他们希望让候诊室的其他案主一起加入他们当天的疗程。一天下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诊所，与下一个案主一起探索生命的课题。于是我们变成团体治疗，原本的个别治疗时间已经转变为多人分享的疗程。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在乡间从事一项为期三个月的在地实验学习工作。我们关闭了位于都市的诊所，前去实行这项有创意的计划，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回去执业。我们的诊疗方式转变为团体治疗，我们发现在团体里，人与人之间的学习会变得更专注、更持久。

我们发现人际关系的品质与人们的健康状态直接相关。孤立或人际关系不良的人似乎比较多病，当他们生病时，他们的状况也比那些至少与一人维持良好互动的病人来得差。我们假设探讨关系就能找出疾病与健康的关键，因此首先观察到，人们的沟通技巧与人际关系上的议题比诊断疾病更重要。于是我们在乡间买了一栋房子，继续研究我们两人的关系，同时与附近疗养中心的人相互沟通。我们对于个人发展上的理论开始与医学上的了解产生交集，于是渐渐整理出一套生命的理论，可以理清我们两人这么多年来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