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爱默生学院曾和一位老师讨论东西方的文化，我总是说西方如何，这位老师提议最好别笼统地说西方，我们是面对面的个人交谈。我当时很不服气，我们受到那么多的西方影响，在讨论东西方问题时，我不用“西方”这个词，我用什么来描述？这次在瑞典，我想到了这位老师的话，当我们面对面，生命和生命在交流时，东西方的区别不重要了，种族、文化的差异消失了，留在心底的是每个人的音容笑貌，每个人传递出来的友好善良。

佩葛是爱迪特幼儿园的老师，62岁了，40多岁时才决定从事幼儿教育，刚开始觉得所有的孩子都一个样子，班级闹哄哄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感觉到每个孩子的不同。她每天在班级建立一点点秩序，她说特别重要的是老师心里要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既然这么做对孩子有益，就应该坚持下去。刚来园的攻击性强的孩子，佩葛就让他坐在老师身边，看别的孩子怎么玩。时间长了，班级秩序就像花开了一样有序、美丽。她每天往返幼儿园的路上需要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她教我怎么用毛线织小猫，还利用休息时间专门为我画了马的裁剪图。

安娜斯蒂娜邀请我们到中国餐馆吃饭，她知道中国人吃不惯瑞典饭菜。她坐在我们的对面，高兴得一遍遍地说：“我和中国人一起吃饭！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瑞典冬天漫长，阳光严重不足，在安娜斯蒂娜的心目中，只要是从国外来的人，都能带来些许温暖。她赞成瑞典政府收留大量的非洲难民，这不仅是在帮助别人，也是瑞典人心灵的需要。她的哥哥是位渔民，这次她来不及带我去看她的哥哥下海了。

有一天下班后，安娜斯蒂娜带我们参观博物馆，等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只剩下20分钟就要关门了，票价大约是70克朗，我心想别看了，话还没有说出口，安娜斯蒂娜就买好了票。虽然时间短暂，我们还是目睹了博物馆珍藏的部分传统手工艺品。

若妮特是位犹太人，她的父亲家族，除了父亲和她的哥哥外，全部死于纳粹的集中营。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当若妮特在叙述往事时，我仍然感觉到无论德国人如何忏悔赔偿，犹太人承受的心灵痛苦是永恒的，无法抚平的。在犹太人的教堂外面，若妮特指给我看墙上密密麻麻的死于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不要忘记我们！”留在集中营墙上的这句话时刻提醒后人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类悲剧！

在瑞典华德福幼儿教师会议上，我站在众人面前，平生第一次用英文演讲，旁边还有一位翻译，把我的英文翻译成瑞典语。短短半小时的发言，赢得了掌声和多次笑声。过后，好多位老师主动和我说话，鼓励我坚持下去，祝愿中国的华德福教育蒸蒸日上。我想念在瑞典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如此坦诚，如此热情，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和他们原本素不相识，也许真的是前世结下的因缘。

这次瑞典之行，是爱迪特的幼儿园支付我的往返机票，她个人提供了免费食宿和交通。爱迪特幼儿园的老师柏琳达，还把她小时候妈妈送给她的娃娃送给了我，这个娃娃伴随她已经40多年了，她的女儿也抱过这个娃娃，现在娃娃躺在我的怀里，觉得沉甸甸的，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份深厚的友谊和期待？

随着冬天的来临，天亮的时间越来越短，爱迪特和其他老师几次提到，外面的世界越黑暗，我们内心的世界越要有光明，在冬天的节日庆典中，要体现出这种精神的含义。我觉得这个想法太好了，怎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没有听说呢？想来想去，在中国文化里，好像没有黑暗和光明的对比，没有清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有阴和阳，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阴和阳不是固定的，而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华德福教育毕竟从西方的土壤里生长出来，怎么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还需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探索。

当我们回国时，要带的东西远远超出航空公司的规定，绝大部分来自爱迪特老师的赠送。爱迪特是跟我们一起回中国的，由于长时间的飞行，她的双腿肿了十天。

回想我在瑞典遇到的这群华德福老师，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个性鲜明，不屈服于任何权威和压力，彰显出自己独特的生命光彩，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和蔼亲切，竭尽所能地帮助我们。这也是华德福教育的终极理想——发挥个人的潜能，成为独立思考的自由人，同时担当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并充满爱心。

我满载着瑞典老师们的深情厚谊在北京重新开始华德福教育，愿我对他们的思念化做前行的力量。

2007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