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拉着德·黑尔扔掉毛虫的手，默默无言地走过一排排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牺牲时间的顺序排列的。当然了，这里镌刻的只是美国战死者的名字。还有东南亚的两百万人，同样也死在那一场冲突之中，可是除了还留在他们家人和朋友的心中记忆，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为他们建立与此处规模与纪念意义相当的建筑。关于这场战争，在美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评论，爱丽心想，就是军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残缺不全偏瘫不力，从心理上，与德国军国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之后，所说“伤人的暗箭，背后的诽谤”的辩解，非常相似。越南战争是这个国家良知上的一块脓疮，至今没有哪一位总统具有将它动手切除的勇气。（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的政策也并没有使这项手术变得更容易进行一点。）她想到，美国士兵辱骂他们的越南对手，是多么普通而常见的，说什么，“死鬼客”、“扁头鬼”、“斜眼鸡”，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有没有可能呢？在下一阶段的人类历史中，再也不要用那种流行的做法，一开始，就把对方加以妖魔化？

在日常的谈话中，德·黑尔说起话来，并不像一个大学者。如果你在路边书报亭里买报纸，遇到了他，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一位科学家。他说话仍然没有改掉纽约土话的腔调。起初，他这种说话腔调和他科学工作的资质明显地不协调，好像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有趣和可笑。随着他的研究工作和他本人变得越来名声越大，他说话的腔调居然变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可是当他读“鸟苷三磷酸”这样学名的时候，他的发音就仿佛把这个温顺平和的大分子变成了带有爆炸的特性。

慢慢地，两个人逐渐地意识到他们陷入了爱的旋涡。其实旁观的很多人，早已看出来了。几周以前，当卢那恰尔斯基还在百眼巨人现场工作的时候，他又大发宏论，批评语言的不合理之处。这次的目标指向美国英语。

“爱丽，为什么人们要说‘重新又犯同样的错误（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为什么要加一个‘重新（again）’？而且，我知道你们用‘烧起来（burn up）’和‘烧尽了（burn down）’表示同样的意思，是吧？‘减速（slow up）’和‘慢下来（slow down）’也表示同样的意思？所以，既然‘绷紧（screw up）’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何必还非要再来一个‘拧紧（screw down）’呢？”

爱丽感到厌烦，只是点点头。她早就听他的苏联同行说起过，卢那恰尔斯基不止一次抱怨俄语中那些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巴黎开会期间，爱丽自己就亲自听他议论过法语版本的同样语言问题。爱丽觉得很庆幸，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不幸之处，可是如果真的所有的语言，在吸收了各种不同的词源，经受了那么多细小的压力，从而采取了不同的因应变通之后，竟然还都那么完备无缺毫无冗余，语言内部结构协调一致前后贯通，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呢。唯慨居然能花费那么多时间评论这些事，可是爱丽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与唯慨辩解。

“再比如说，拿这个短语作例子，‘爱得神魂颠倒head over heels in love（两脚着地），’”他继续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是吧？可是这话恰恰说颠倒了。或者，这么说，上下倒置了。因为通常的情况下，人就是两脚着地。当你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上下也分不清了，于是乎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两脚朝天（heel sover head）’。我说的对不对？你当然知道身陷热恋之中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对方想象你按照通常的方式在各处走动，而不会是头脚颠倒过来，漂浮在空中，就像那个法国画家的作品——他叫什么来着？”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爱丽帮助他说了出来。其实英语中“head over heels”和“heels over head”这两种说法是通用的，都表示“深深地陷入”同样的意思，可是他偏偏要挑选出其中的一个，做咬文嚼字的戏说，不能不说多少有些牵强附会。唯慨提到的那个画家叫马克·夏卡尔（1887—1985），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大家庭。从小笃信犹太教，深受俄罗斯和犹太民间民俗艺术的熏陶。1910年抵巴黎，与前卫画家交往，后入籍法国。作品中随意融合立体派元素、幽默感和抒情韵味于一体。在一场多少有些陷入尴尬的谈话之中，爱丽不能不给他圆场，既然提到这个画家，这一下，正好找到一条走出话语困境的狭窄出路。随后，爱丽有些奇怪，不知道唯慨是不是诚心逗弄她，或者试探试探，看看有什么反应。也许，他只是无意之间，觉察到爱丽与德·黑尔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