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期，吉杜·克里希那穆提建议我写一本有关他一生的书。自从1948年和他相识以来，我记了许多笔记，均可作为写传的资料。1978年我才开始写这本书。

我要写的是克里希那穆提这个人、这位导师，以及他和那些勾勒印度全貌的男男女女的关系。这本书着眼于1947年到1985年克里希那穆提在印度的生活。有关他早年的记录，后来变成描写年少的克里希那穆提不可或缺的背景。有些新的、完全没有发表过的资料也一并收入。

读者可能很快就注意到，本书中的克里希那穆提有好几种称谓。我用“克里希那”代表年轻时的克里希那穆提；1947年后就用“克里希那吉”这个名字，因为那时的他对我而言已经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和先知了。

“吉”在北印度是对一个人的尊称，男女通用。老式的家庭里，连小孩的名字都要冠上这个字尾，因为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字是不礼貌的。在南印度，名字后面并没有字尾，所以“吉”不为人所知。可能因为安妮·贝赞特和瓦拉纳西这个地方有特殊因缘，所以才在克里希那穆提的名字后面加个“吉”字，表示亲切和尊敬。

印度大部分的宗教上师都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些尊称，例如玛哈希、阿嘉尔雅、史瓦密，或是巴关，克里希那吉从来不肯接受这种头衔。克里希那吉在他的谈话或日记中，不是称自己为“克”，就是用与个人无关的“我们”来称呼自己，暗示自我感的消除，也就是无我了。因此，当我写到一个没有自我感的老师时，我就称他为克里希那穆提或“克”。

克里希那吉答应和我对谈，这些对谈也是这本书的一部分，书中大部分的内容来自我保存的笔记，是每一次演讲或对谈结束后立即记录下来的。从1972年起，有些对谈就收在录音带里了。

这本书记载着一些事件，例如，克里希那吉和甘地夫人的会面，以及他和安妮·贝赞特的关系，写出来皆有可能受到争议。这几页我都大声读给克里希那吉听，征求他的意见。我也把有关甘地夫人和克里希那吉会面的那一页寄给甘地夫人本人，她建议做少许的更动，我都照做了。

我要感谢拉吉夫·甘地允许我引述甘地夫人的信件；也要感谢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英国分会授权让我出版我和克里希那吉在布洛克伍德公园的对谈；还要向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印度分会致意，感谢他们允许我出版在印度的对谈和演说；更要向通神学会的主席拉塔·布尼尔致意，因为她的友谊和协助，才能从通神学会的档案中找到可用的资料；感谢阿秋·帕瓦尔当的多次谈话；感谢苏南达·帕瓦尔当允许我引用他的笔记和私人札记；感谢我的女儿拉迪卡和她的先生汉斯·赫尔兹伯格的意见；感谢穆尔利·罗提供我一些手稿；感谢许多和我分享他们经验的朋友；我要感谢阿苏克·都特的友情，以及在出版上给我的极大协助；感谢哈泼与罗出版社的克雷顿·卡尔逊先生的建议、兴致和协助；感谢比诺·义沙卡对照片的整理；感谢阿弥陀巴国家设计学会；感谢密特勒·贝迪的后嗣；感谢阿希特·彰德玛尔，感谢马克·爱德华和哈密德允许我用他们的照片；以及荷西从头到尾的帮助和监督；最后要感谢迦拿尔达南在手稿方面给我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