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星期三

进入主流。这都是托尼·舒瓦茨（TonySchwartz）的错。

我第一次见到托尼时，他和另外一位作者刚完成唐纳德·特朗普的传记——《经营的艺术》，正在撰写《事关紧要：寻找美国本土的智慧》。托尼的一生是个很棒的故事：一位颇有成就的记者，曾经为《纽约时报》与《纽约》杂志工作，也替《新闻周刊》撰写过成沓的封面报道，后来因为特朗普传而迅速稳坐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挤入百万富豪的行列，开始了绚烂耀眼的生活。沉湎于特朗普豪华奢侈的世界，托尼很快便认清，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无法碰触到人生最重要的议题。于是他带着特朗普传的版税，花了五年的时间走遍美国寻找智慧传承。他与两百位以上的心理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者、宗教上师、心理治疗师和各种老师面谈。他书中有一章介绍了我的理论，我们因此成为好友。

托尼写完《事关紧要：寻找美国本土的智慧》之后，为了养家，只好重操旧业，开始为迪斯尼的总裁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Eisner）写传。但是这本传记和前者大不相同。托尼说特朗普就是特朗普：你眼睛看到的就是一切了；虽然他的要求很严，传记却十分浅显易懂。迈克尔·艾斯纳的世界就不同了，它牵涉到整个沃尔特·迪斯尼王国——乐园、电影、书籍、影城、电视——当然还有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Katzenberg）以及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Ovitz）的即兴演出。托尼花了三年的时间写这本传记。

托尼接下来要撰写一本人类成长与转化的整合学著作，他在《事关紧要：寻找美国本土的智慧》中摘录过我的理论。他决心把整合学的讯息介绍给更广大的人群，我因此而意识到自己多少也得在这方面尽点力。是的，这绝对是托尼的错。

1月23日，星期四

读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长达千页的日记（只是第一部而已），我沮丧了近一个星期。理由很多。

伊舍伍德代表了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过程。首先他使我和吠檀多学会产生关联，也让我认识了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杰拉尔德·赫德（GeraldHeard）和托马斯·曼（ThomasMann）。伊舍伍德与帕拉瓦南达上师共同翻译了《薄伽梵歌》、帕坦加利（Patanjali）的《瑜伽经》和我最爱的商羯罗的经典作品《辨识力之至宝》，直到今日这些都是最清晰好读的译本。

早在1941年，克里斯托弗就在日记里写了下面这段话：“熄灭自我，让真我进驻你的身体，运用你的双腿、双手、你的脑子和你的嗓子，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但除此之外，人生还有其他目的吗？”然而下及万有式的宗教——从生态学到盖娅崇拜到生态心理学——全都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在时间之内具有目的的活动，永远会导致暴力。”所幸克里斯托弗高度精神化的思维脉络，仍带着一点辛辣的幽默感，他坚持要活在“热情、诚挚的关系和真心的敌意中”。

伊舍伍德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奋力整合灵修与他的“现世”人生，因为诚如他自己所言，可能他的性与精神驱力都很强，而且显然是敌对的。我很欣赏他能诚实面对这两股驱力，即使他的方式有点走极端。

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伊舍伍德，因为他是《酒店》一片的男主角。剧本改编自他的短篇小说《再见柏林》（伊舍伍德于1931年在柏林与歌者罗丝相遇，剧中的角色莎莉·鲍尔斯就是罗丝的缩影）。迈克尔·约克饰演克里斯托弗，丽莎·明妮莉（LizaMinnelli）因饰演莎莉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此外，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rWoolf）曾在日记中写道：“伊舍伍德和我在阶梯上相遇。他一不留神就狂野起来。”毛姆则说过：“英国小说的未来就在那位年轻人的手中。”

莎莉·鲍尔斯这个名字来自保罗·鲍尔斯，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沙特《没有出口》的译者。鲍尔斯是作家中的作家，最著名的作品为《遮蔽的天空》。伊舍伍德很欣赏他的著作，因此替莎莉取了鲍尔斯这个名字。早期百老汇舞台剧《我是个照相机》也取材自莎莉·鲍尔斯的故事，后来改编成电影，主演是朱莉·哈里斯（JulieHarris）。片名来自书中著名的一段话：“我是一部按下快门的照相机，只是被动地记录而不思考。我拍下对面倚窗刮胡须的男人以及着和服洗发的女子。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被冲洗放大。”在这期间，伊舍伍德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东西方各大教诲中的真我或无拣择的觉察，但字里行间已露出曙光（类似爱默生著名的“透明眼球”：“全体意味着自我感的消失。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什么都不是，却能看到一切。”)。评论家大肆批评伊舍伍德太过于抽离，缺少关怀，等等，其实他们误解了那种境界的本质，如同伊舍伍德本人所指陈的：“他们认为我脱离了周遭发生的一切，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无拣择地“目睹”就是允许所有升起的自然升起，不论是热情、平静、介入、抽离，还是真心的敌意。如果认为这样便是脱离了生活，那就有点愚蠢了。

伊舍伍德绝对没有脱离生活，当时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一生的莫逆之交奥登——本世纪最伟大的两三位诗人中的一位——为了追寻颓废的性生活，在30年代末期曾前往柏林，并说服克里斯托弗与他同行。他们都是同性恋者，当时颇负盛名的同志酒吧——“舒适的一角”——令伊舍伍德与奥登在柏林流连忘返了许多年。狂野的性，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伊舍伍德已经成为当今同性恋者的英雄，主要是因为他毫不畏缩地接受了自己的同志倾向，这一点我十分欣赏。福斯特也具有相同的精神：他以同性恋为题材创作的动人小说《莫里斯》，始终下不定决心出版，最后他还是把书留给了克里斯托弗。我们今天似乎已经淡忘，“同性恋”在不久之前仍然是大部分国家施以监禁或死刑的罪行。英国的态度尤其野蛮，我们应该还记得艾伦·图灵不幸的遭遇：他破解了纳粹的密码机，把希特勒的每一步行动透明地提供给同盟国。他个人的聪明才智为同盟国的战胜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也因此而得到奖励，但是他的同志倾向后来竟然使他锒铛入狱，并被迫注射荷尔蒙以纠正他的“疾病”，不久他就自杀身亡了。）

希特勒在1923年发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来被捕入狱，在狱中写成了《我的奋斗》。1929年的经济衰退促使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得到大量支持，1934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将总理与总统的职权结合而成为大德国元首。

伊舍伍德于1929年抵达柏林，一直逗留到1933年——适逢西方历史上最令人惊骇的阶段，疯狂的权势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点——他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里完全像地狱，人人显得奄奄一息，只剩下眼皮在眨动。我们受到戒严法的管制，住在英国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这里的情况，每个角落都有一整车的警察，随时准备制止任何示威活动，连乞丐也无影无踪……”

德国——西方世界继希腊之后哲学之光最灿烂的地方——竟然落得如此田地。因为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假扮成油漆工的狂人，致使你一想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马克思、费希特、弗洛伊德、尼采、爱因斯坦、叔本华、莱布尼茨、谢林，就不禁联想到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索比堡、达豪、贝尔根—贝尔森、海岛姆诺（译注：以上皆是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我的天啊！它们竟然都有名字，就像人一样。

将灭绝营归因于德国的先验传统，这样的观点絮絮叨叨地出现在美国后现代的论述中，我认为它不但错误，而且是低级庸俗的。如同其他上百万种的肇因一样，德国当时的现象其实是典型的前、超谬误，它制造了黑格尔，也制造了希特勒。德国的思想传统一直致力于神与神性的追寻，因此极容易将前理性期身体情绪的狂热与超理性的洞见觉察相互混淆。血融于土、重返自然、高尚野人之类的论调，在浪漫主义提倡回归灵性、重新体验失落本体、重返隐微之神的大势下日渐盛行，以鲜血写下的启示录烙印在那些阻碍纯种主义者的身上，而煤气室就像具有裁决权的大地母神寂静的子宫，默默迎接着那些败坏纯正的生灵。令德国城堡倒塌的，并非理性或超理性，而是死灰复燃的前理性期冲动。

总之，1933年，上帝和魔鬼都在柏林，当时伊舍伍德也在那里。

接着就是影响我至深的赫胥黎。奥尔德斯·赫胥黎可能是最后一位——这是我沮丧的原因之一——有能力写出强烈、深邃、富有哲理的著作，而又能被媒体、知识阶层、曼哈顿法人财团、自由派消息灵通人士以及前卫分子所重视的神秘主义作家。换句话说，他是最后一位有能力撰写超个人议题的著作，而又能造成轰动，带领新思潮的作家。基本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憎恶心灵议题，而保守人士所谓的心灵指的就是他们所信奉的基本教义之上帝，这两者都离了谱；如今他们可能都认为赫胥黎的作品大部分是难以理解的。现在还有谁能写出《长青哲学》，而又能在加州之外得到热烈的回响。今日所谓的“心灵著作”不外乎：一、死而复生的基本教义，二、新时代的自恋主义，三、有退化倾向的神话，四、生命之网理论的细微化约主义，五、平板世界的整体主义。如果赫胥黎、赫德、伊舍伍德甚至托马斯·曼还活着，可能会异口同声地判定这类作品中有许多简直恐怖得令人生厌。

杰拉尔德·赫德（数本精彩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人的五个阶段》——琼·休斯顿颇具洞见的《生命力》就是以此书作为立论基础的——他同时促成了吠檀多学会的创办与兴盛）将定居于洛杉矶的克里斯托弗介绍给赫胥黎，当时的赫胥黎以撰写剧本为生（田纳西·威廉姆斯、威廉·福克纳、斯科特·费兹杰罗也都写过剧本），直到1963年赫胥黎去世前，他们一直都是挚友。吠檀多学会创立于洛杉矶（我认为解脱者约翰就是在其中某殿堂内获得灵修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的），它促成了日后三四个主要灵修潮流中的一个，东方的智慧传承因此而进入美国。

如果说克里斯托弗是这个学会的文学之声，赫胥黎便是它的脑力源泉。如同伊舍伍德和其他人所言，赫胥黎并不是一位小说家，因为他的性格古板。我一直很喜欢赫胥黎对这一点的诠释：“我对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概念，而且也不想有，甚至把避免有这样的想法奉为一项准则。只有像你这样的人问起时，我才会随兴作答……”通常他只撰写有关思想的小说，虽然他深知其中的危机。“你必须描写一些想表达某种理念的人，即使他们只占了人类的0.01%。天生的小说家不写这类的书，而我并不想伪装成天生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