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不合实际的主张，就注定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结局。康有为书生意气，还担当不起领导变法图强的角色，他无论是在资历、地位，还是能力、学力、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还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尤其缺少政治上的历练，政治上相当稚嫩、不成熟，加上性格狂放不羁，行事偏激，所以充其量他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而已，终究难成大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光绪帝推行新政，大事多赴慈禧处禀请，慈禧也多不语，由皇上亲定。但后来，光绪帝在康有为的鼓动下，越走越远，康有为为了谋取自己的势力，要革去“守旧衰谬之大臣”，大量起用少年英勇之士，这就引来守旧势力的更大反对。慈禧也就不会再袖手旁观了。要知道，虽然慈禧住到了颐和园，说放手让光绪帝自己干，但整个朝廷还不是掌握在她手中吗？涉及朝廷的重大改革她不同意，大臣们不同意，靠几个书生，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慈禧不是戊戌变法的天然反对者，甚至直到戊戌政变时，慈禧也没有完全反对变法图强，但她不能容忍的是企图通过变法夺走她手中的权力的人，她不会任由康有为来领导变法，所以当康有为欲求“速变”、“全变”、“大变”而四面树敌感到危机四逼时，她就选择了政变的手段，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彻底流产。

对于维新变革，袁世凯向来是认同的。可以说从甲午战败以来，袁世凯痛定思痛，有强烈的变法图强意识，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士大夫和朝廷官员中，从思想、理论主张到实践行动，还没有谁可以与他匹敌的（只是袁世凯的主张与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有较大的区别，上文已作介绍了）。这也是戊戌变法中，为什么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邀请袁世凯入伙“围园劫后”的原因。袁世凯也因为这个，招来了背信弃义，告密叛卖的骂名，并为时人和后人所诟病。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袁世凯为两面派人物，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或杀或囚后。袁于八月初五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这说法一直延续至今，是历史学家们有意弃袁保康的结果，而且被推为“历史真实”。但事实上，这一说法疑点颇多，甚至有学者直接说，这是教科书的“杜撰”。近年来，由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的大量公布，戊戌政变的真相才得以大体清楚：由于政见的不同，维新运动一开始，帝党和后党就发生了不可调节的矛盾。“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御史杨崇伊等人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伊藤到天津时，矛头都指向了康有为，说皆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请外人入军机，这让守旧者惶恐不安，遂至慈禧面前说事、渲染。其中以荣禄为最。荣禄对光绪帝本来就多有藐视，一意讨慈禧欢心。慈禧获悉后，与光绪的政治权力关系出现了异动。八月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到宫中，政变加快了步伐，到八月初六，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囚禁光绪帝，政权交接完成。在宫外，维新党人觉察政变即将发生，铤而走险，密谋“围园劫后”，以挽救政治败局和维新事业。初三晚，谭嗣同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入伙。而袁世凯于初五晚在天津向荣禄告发维新党人的密（荣禄是在慈禧已经发动政变之后，才从天津到北京告诉慈禧维新党人有“围园劫后”计划的）。所以，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本身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初七前后，慈禧太后确悉维新党人密谋“围园劫后”之事后，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因此都背来了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