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到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得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