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玛坐着一动不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吊唁的人们离开以后，爸爸在妈妈墓前所说的话。自她死后，他一言不发，只是握着我的手。‘这是黑魔法，莱玛。它抹杀一切美好之物，从无公平可言。’那天晚上安顿我睡下之后，他去了康海文，很晚才回来，酩酊大醉。”

在莱玛的记忆中，步履蹒跚、大吼大叫、威士忌的熏天酒味、夜里无休止的哭泣，加上极度多愁善感，便是那些日子里她父亲的代名词。安德森偶尔也会短暂戒酒，每当他脸色苍白、安安静静时，双手就抖个不停；他还常常将妻子的诗作朗诵给莱玛听。但这样的温情时刻日益减少，最终彻底绝迹。莱玛多半是父母的朋友们、学校教员的妻子们照料着；后来，如果安德森戒不掉酒瘾，或是不把孩子送去福利院的话，他就要面临法律上的麻烦。但莱玛自有办法躲开政府官员：“我从各种各样的地方逃走的次数肯定达两位数啦，”她告诉埃勒里，“爸爸一直对我很好，就算他喝醉的时候也一样。没人能管住我，不久以后也没人愿意尝试了。”随后，由于课堂上发生的一系列惨状，安德森教授终于被驱逐出梅里马克大学。

“然后我们就来到莱特镇。”莱玛说，“爸爸不知怎的捞到一个在莱特镇高中教英文课的机会，我们栖身于上普尔林街韦特利太太的公寓里。白天都是韦特利太太在照看我，如今她也去世了。”

汤姆?安德森在高中的职位维系了八个月。有一次校长玛莎?E?库利叶逮到他上课时桌子里藏着一瓶威士忌，当场就把他开除了。

“五个星期后，我们因为付不起房租，被韦特利太太扫地出门。爸爸说：‘别怪她，莱玛。她也是个穷人，我们总不能白白占着她用来赚钱的房间吧。等我振作起来找份工作，咱们就会有地方安身了。’”

接着莱玛开始回忆大沼泽边那个窝棚。那是几名工程师勘探沼泽地期间搭建的，当时沼泽溢出的污物令居民们躁动不安，甚至惊动了莱特镇政府。窝棚不仅顶部漏水，就连四壁的墙纸也已尽皆剥落。他们将棚子修到刚刚能挡风遮雨的程度。在那几年过渡期里，莱玛用废弃的木材在其上新盖了一层，还在外墙上种满常春藤。“现在它可漂亮啦，”莱玛笑道，“与其说是座小屋，倒不如说更像间花房。”那沼泽地里的蚊子呢？埃勒里问。“蚊子才不咬我呢。”莱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