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30年前，环境保护论者作出了如下简单而又有很强说服力的论断。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对环境的所有影响（我们用“影响”一词的首字母I来表示）是三个变量的函数：即人口（我们用“人口”一词的首字母P来表示）；富裕程度（我们用“富裕”一词的首字母A来表示），代表着消费量；还有技术（我们用“技术”一词的首字母T来表示），它代表着财富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全部影响就可以用公式I＝P×A×T来表示。［1］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长久的稳定并且从根本上减少人类对这个星球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缩减人口、降低富裕程度（即减少消费量）来达到这个目的，或者彻底革新创造财富的技术——将技术这个指标（T）移到公式中分母的位置上。第一种选择——缩减人口——在缺乏严酷政治措施的情况下是不可行的，除非我们经历一场严重的、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公共健康危机（比如，一种新的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的确，人口增长率上升速度放慢并趋于稳定恐怕要等到２１世纪中叶，到那时，全球人口可能会达到80亿～100亿。

第二种选择——降低富裕程度——也是不可行的，这样做只会使可持续发展更难实现，因为贫困和人口增长总是比肩而行。人口统计学家早就知道出生率与生活水平及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因此，要想实现人口的稳定增长，就要改善全世界40亿贫困人群，尤其是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条件和经济地位。

有人认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来解决。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主张时，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何等愚蠢的想法。即使将全世界700万名百万富翁的总计约为25万亿美元的财富平分给全世界最贫穷的40亿人，也只能一次性地支付给每个人大约6　000美元——很显然，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之道。［2］所以，只有创造出更多的新的财富才能真正提高穷人的地位。的确，要想养活80亿~100亿人，世界经济恐怕要增长10倍才行。

现在，就剩下第三种选择了：改变过去用于创造世界财富——产品和服务的技术。人口问题和消费问题都属于社会问题，而技术则是商业问题。如果全球经济必须要在现有基础上增长１0倍，以供养两倍于现有人口数量的人口，就必须将技术的影响减小20倍，而这样做也仅是将地球的环境质量保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对于那些相信生态灾难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阻止的人来讲，它还清楚地表明了在未来１0年左右的时间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商业史上最大的商机，创新将是这场运动的旗帜。

例如，生物纳米技术能使我们在分子水平上开发产品和服务，具有减少污染和废弃物的潜能。［３］我们将仿效自然的过程，运用更多的生物技术，生产出新颖的产品，而不是从原材料的加工过程中获取产品，从而避免污染和废弃物的产生。［４］无线通信技术和能源再生技术，使人们即使在很遥远偏僻的地方也能实现信息传递和获得所需能源，而不再依靠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集中的基础设施和输送管线。这些技术的使用将会在极大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满足数十亿农村贫困人口改善自身境况的需要（目前的全球化商业模式极大地忽视了这些人）。［５］

三种经济形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将会创造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现在根本不存在的产品、服务和技术。过去的商业模式因为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而逐步为人们所忘却，现在的商业模式则要致力于减少已经造成的负面影响，未来的商业模式将会积极地为环境作出贡献。企业将会采取越来越多的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措施，并且以尊重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差异的方式去贯彻实施。因此，在展望未来的商业模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场景。［6］在现实当中，全球经济是由三种不同但又互有重叠的形式构成的，那就是：货币经济、传统经济和自然经济。

货币经济

货币经济是指我们所熟悉的涵盖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工商业的经济形态。全球大约有20亿人生活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其中有大约8亿人生活在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中，而正是这8亿人消费了全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资源，同时制造了大多数的工业垃圾、有毒物质和生活垃圾。

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也造成了可怕的污染，而且还在继续加速消耗原材料、资源和化石燃料。［7］事实上，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行为对全球环境（包括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已经造成了不可挽救的后果。［8］货币经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即用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来满足一些特定消费者的需要。比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经济体，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总数的4%，却消费了全球25%以上的能源和原材料。［9］

尽管有这样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强度，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污染水平在过去30年里却呈下降趋势。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环保型工业和将污染最严重的产业（诸如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日用品生产和重工业产品生产）迁往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的环保型工业是以牺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抵消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效。

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去寻找一份能获得货币工资的工作。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按现有的城市化趋势，到2025年，将会有2/3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10］人口统计学家预言，到2025年，全世界将会有30多座人口超过800万的特大城市，500多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如此规模的城市化将会使城市的基础设施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些城市中新增加的人口主要生活在贫民窟、棚户区和环境脏乱的社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在未来的20年里，仅在中国，就会有3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在未来20年里北美洲所有人口的总和。［11］

由于工业化一开始就集中在了日用品生产和重工业生产上，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污染，尤其是在一些未对燃煤进行相应管理的地方，酸雨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到2010年，全世界会有十多亿辆汽车，而这些汽车又都会集中在城市中，其能源消耗量、废气排放量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都将是现在的两倍。其结果就是，虽然发达国家的环境条件有所改善，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又会带来大量的问题，与之相伴的是贫民窟和棚户区人口的迅速膨胀。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大量从其他国家进口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往往又会造成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和社会的混乱。实际情况是，美国最富有的1/5的人在过去20年里收入增加了，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这段时间里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12］

传统经济

第二种经济形态就是传统经济，即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看到的以农村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大约涵盖了40亿人口，占到了全球总人口的2/3，主要是印度、中国、拉丁美洲和非洲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直接从自然界获取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物资的人，他们对货币经济形态的涉足十分有限。人口统计学家普遍认为，世界人口如果按照现在每年１亿的速度增长，到21世纪中叶会达到80亿～100亿。其中，发展中国家占90%，而且绝大多数人口都将集中在传统经济地区。［13］

传统经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部分原因是货币经济的快速扩张。随着货币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加强，人们开始努力寻找能获得货币收入的工作，这使曾经以地域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本土文化正不可逆转地发生着改变。［14］产业结构调整、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在过去20年加速了本土文化丧失的趋势。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原有的社会经济生活被瓦解，人们无法很快适应这种经济形态，贫困大量出现。化学工业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降低了传统经济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