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哪！”“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毛泽东在远赴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

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

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他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