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在谈话中，他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说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评天下才子书有六：《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但并未听说他批注过《三国志》，此处也许有误。

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他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见《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8日。）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对裴松之的注批注说：“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裴柏村人。刘宋元嘉三年(426)，奉皇帝命令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完成。注文共有32万余字，略少于原著。他先后查阅了魏晋时期142家史籍，参考了200多种文献。他的做法有：(1)补充缺漏；如三国大科学家马钧，《三国志》只字未提，便须增补。(2)疏其详略；如关羽、赵云等人的活动，《三国志》过于简捷，即引《蜀记》、《赵云别传》补充；“屯田”甚略，即引《魏书》补充。(3)考信纠误；如官渡之战，《三国志》记曹操“兵不满万”，裴注以“记述者以少见奇，非实是也”，如当时钟繇就支援了战马2000匹。(4)提出质疑；叙其不同之说，对同人同事的不同结论，尽以罗列，供人们日后判断，如曹操杀吕伯奢就有了新说。《三国志》注所引的魏晋时人所著史书，除少数如《华阳国志》，大多都已失传。

三国以《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为三史；尔后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朝乾隆时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有武英殿刊本（《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及建国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毛泽东的这部“二十四史”，系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版，同治八年(1869)岭南舴古堂重刻本。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刘晔(?～234)，曹操主要谋士。魏明帝曹睿想讨伐蜀，征求他的意见。刘晔与皇帝密谈“可伐”，但当同僚问他时，却说“不可伐”。皇帝责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他以不得泄露机密为借口。后来他责问泄露机密的杨暨：“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可采，不可不精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