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然全神贯注地聆听，并暗自翻译。毛泽东说着说着，忽觉李越然听得出神，便直呼其名地问道：“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

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157～158页。）

王粲(177～217)，字仲宜，东汉末期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初跟随刘表，后归顺曹操。他的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七哀诗》前篇是：“西京乱无像，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被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1958年，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殷纣王，商朝末代国君。按传统说法，他是沉湎酒色、残害忠良的帝王。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昌，与吴冷西、田家英就实事求是、反虚夸讲话。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江表传》载曹操与孙权信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据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

“曹营号称83万人马”，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操从其计，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83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他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