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测试中，如果读者是一位中国人或长期在东方文化背景中（如日本和韩国）生活的人，他（她）更多地会将牛和草归为一类，因为“牛吃草”。而一位西方人，他们会更倾向于将鸡和牛归为一类，因为鸡和牛都是动物；在第二个测试中，东方人将倾向于将目标物体归于第一组中，因为目标物体与第一组整体外表相似。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将目标物体归于第二组中，因为第二组中的每个植物都“具有直茎”这个属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同的结果呢？这是因为东西方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法不同。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世界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是动态的，他们更加关注整体及事物间的关系，接受矛盾的互补性；西方人的世界是由独立的物体构成的，是静态的，他们习惯于通过解构单个物体（所谓“客体”）的属性，进行形式逻辑分析。

上述两组实验的设计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将东西方思维版图的分界上推到2500年前的中国和希腊哲学。反映到艺术表现形式上，我们从石器时代留传下来的壁画中看到，一两万年前欧洲人观察世界时已经十分注重个体细节的描写，而东方大约同一时期的壁画中则注重整体印象的刻画——欧洲南部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旧石器时代野牛图是如此逼真，据说一百多年前最初发它的小女孩以为洞里真有一头活牛，当时吓得惊叫：“这里有牛！”

不同的思维特点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知识体系

也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东方，公孙龙等创立了名家。

如果我们不用西方逻辑学和语言哲学野蛮肢解《公孙龙子》，你就会发现它正好与量子哲学相合（坚、白、石vs.波、粒、量子）。这里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二者相生相克。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金融系统中发现了主客互系的认知方法，他称之为“反身性”（reflexivity），1979年，为了纪念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表达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认同，索罗斯干脆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量子基金”。

1947年，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尔（NeilsBohr）被丹麦政府授予宫廷武士的爵位（OrderoftheElephant），这个爵位通常只授予皇族成员或著名的将军。当时波尔家族没有族微，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族微的中心图案，用以表达量子波粒互补的性质——东西方文明在原子时代从不同的角度汇集在一起，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景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