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再回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中华原生文明的黄金时代有如一个被久已遗忘的故事，她显得那么久远，那么陌生：

4800年前，伟大的黄帝联合湟河、洮河流域的夏部落组成华夏联盟，法定农桑，法定“尚礼义”，取昆山之铜为兵，历经百战，统一华夏。

2400年前，李悝在魏国变法成功，开启了中华文明长达四百年的大黄金时代！作为战国法家的先行者，李悝《法经》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突显了中华文明的本色。

从黄帝时代到汉宣帝中兴，中华民族信奉规则，崇尚进取；从西北黄土高原到整个东亚大陆，炎黄子孙雄据东方近三千年。

第一章：伏羲啊，伏羲

礼乐崩坏的春秋末年，当孔子心忧天下，用儒家“义理化”的方法重作鲁史《春秋》时，他或许万万没有想到，董狐、太史简那样秉笔直书的中国史学最终会随着儒学的兴盛走向尽头。这使得今天我们认识中国道/法原生文明时代的历史变得极为困难，因为除了《史记》和残存的《竹书纪年》，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书几乎皆为儒生所作！

幸运的是，二十世纪考古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和文字材料，这为我们还原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王国维先生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相互印证称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本书梳理历史的主要理论工具。

我们不满足于修证某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比如将《旧唐书》中唐玄宗《纪泰山铭》上的“儒书不足”改回今天山东泰山石刻上的“儒书龌龊”，我们要作的是以时间为主线，让读者对中华原生文明有个整体的印象，特别是道/法文明的制度演进过程。

考古学家曾依据河南登封有关王城岗的传说找到了夏代都城遗址，不过很难肯定地说王城岗就是大禹定都之地；笔者引用传说的目的不是为证明这些传说本身，而是证明中华文化、政治经济制度流源远矣！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特别加以区别注意的。

1.黄土高原上的道/法文明之光

大地湾遗址揭开伏羲时代的面纱

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采集食物到新石器时代生产食物，这种转变带来的远远不仅是生产力方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文明形态上的发展与定型。

与其他地区的文明形态不同，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曾经有过儒化和西化的巨大影响，这个文明的认知方式、思维方法、医学，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仍存在于华夏族群的血脉中。

我们的先人生产粮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一万多年以前，至今发现最早的农业遗存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碳14测定其距今年代是1.4万年。一万年以内的新石器遗址密布中华大地，从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华夏文明已经飞速发展。

早期先民的聚落较小，也没有明显的社会系统阶层分化。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大约是在五千年前——华夏文明的太阳渐渐从东方升起。

通过对长江和黄河流域古文明的研究，历史学家许倬云将五千年前出现的复杂社会形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古代社会礼法不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