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伏羲氏的贡献之一——“以田以渔”。以前国际农史界通常认为中国黍源于外国。大地湾一期遗址出土的碳化黍标本在时间上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就是我国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地；另外大地湾出土的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和大量鱼纹陶器也说明捕鱼是我们的先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然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X形和植物关纹样。有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郭沫若生前看到这些符号后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最后是“养牺牲以庖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饲养家畜。大地湾出土兽骨17000余件，其中猪骨约占1/3，经鉴定，1~2龄的幼猪比例高达78.9％，这与现代人宰杀的猪的年龄大体相当；另外考古学家在大地湾发现有随葬猪下鄂骨的现象，说明当时人类与猪这种家畜的关系密切。

谈到伏羲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世本?作篇》载：“伏羲创以俪皮嫁娶之礼”。宋朝罗泌《路史》上说：“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伏羲是否规定婚礼中用两张鹿皮（即俪皮）表示成双成对的意思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了，但他“正姓氏、别婚姻”，以及后人对同姓结婚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近亲繁殖的认识（《国语?晋语四》：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在制度上保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遗传健康。想想在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世界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尚未普遍使用姓氏——华夏姓氏制度，以及后来的家谱体系之伟大着实令人惊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难道我们没有必要将中国科学严谨的姓氏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吗？哪能作为“封建遗毒”弃如敝履！

大地湾延续整整三千年的壮丽历史画卷告诉我们，那里的社会政治结构正在向一个层级化的文明社会演化。据考古资料，在距今五千五百至四千九百年的大地湾四期，聚落面积分布巨大，密集分布区达50万平方米，已初步显示出了城镇化的迹象。被称为“原始人大会堂”的F901巨型房址应是大地湾先民进行祭祀、议事等公共活动的场所。许倬云认为，901号大型房屋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前面十二个柱洞及六块石板也许是竖立旗帜之用。

中国其他地方，考古学家曾发现比大地湾更早的同样高度发达的人类遗存，但大地湾却能和中华原生文明形态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伏羲作为中华民族远古的伟大领袖已经成为一种文明符号，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种建立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通过对宇宙的宏观考察，取象比类，再形象化抽象的整体思维，正是华夏原文明的核心特征。

伏羲啊伏羲，他开创的哲学思维方法一直延伸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影响至今！

黄帝和《黄帝四经》

我们发现中国有两个上古史体系。一个是鲁国为中心的东部儒家体系，以孔子编辑的《尚书》为代表，“祖述尧舜”；一个是以晋为中心的西部体系，以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为代表，由黄帝始。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比材料，东西方学者对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在编辑史书的过程中究竟发挥过什么作用认识不清，一般认为孔子隐瞒事实肯定是有的，但那种修正应该微不足道。事实是，由于儒家随意删节和篡改历史，甚至直接灭纪废典，导致秦汉律，黄老书等反映中华原文明基本史实和政治经济特征的原始文献大量消失，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学者根据儒家道统始于尧断言，根本就没有黄帝这个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