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周語上》记载，周厉王将要重用荣夷公，马上招来了主张自由经济的大夫芮良夫的反对，他说：“国家就要衰败了！荣夷公这个人喜欢聚敛钱财，而不知道搜刮百姓丧失民心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利’这个东西，生之于百物，为天下之所有，如果天下的‘利’都被少数人所占有，那危害就多了。天地百物，都依靠‘利’来生存繁衍，它怎么可以只由少数人占有呢？少数人霸占了多数人的‘利’，就会引起众怒，而不知道失掉民心就会危害到政权的生存，用这种思想来诱导君主，国家还能长久吗？所谓国家的治理者，就是将天下的‘利’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受益，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能最大限度的获取应得的利益，就是这样做还经常惧怕有遗漏的地方，招来百姓的怨愤。因此《颂》中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说：‘陈锡载周。’难道不是惧怕没有把‘利’分配给天下的百姓而招来灾难吗？所以它能保护祖宗的周朝几百年长盛不衰至今。现在大王想把天下的‘利’归自己一人所有，难道行的通吗？普通百姓搜刮财富尚被称之为强盗行为，如今大王也要实行搜刮百姓的办法，其下场就危险了。如果非要使用荣夷公，周王朝必定灭亡。”没多长时间，荣夷公被历王用为卿士。（原文：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

历王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强化监督体制，强行推行‘专利’政策。公元前842年，都城四郊的人集结起来，发动了周朝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历王逃到了一个叫“彘”的地方。

与内政相比，周厉王的对外政策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厉王曾数次南征，艰苦奋战，大体平定了南方。南方的楚君熊渠曾立其三子为王，厉王时因害怕被征伐竟自动放弃称王。《史记·楚世家》记载：“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管仲易齐与郭偃更晋

周厉王的孙子被申国和蛮族联军杀死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当周王朝的光荣和权力已经成为昨日黄花的时候，变法之潮在春秋之世激荡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李悝时代。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法家从地域上分为两支，一是东国法家，或称齐法家；二是秦晋法家，或称晋法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区分了晋法家与齐法家，认为在理论上二者的区别很小，思想核心则完全相同，比如信仰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以趋利避害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等等。

表面看来晋法家对商业的限制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和今天一样，西部远不如东部商业发达。《商君书·去强第四》中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意即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人。

春秋时代的改革暗流主要表现在中国东西部两次大的变法，分别是“管仲易齐”和“郭偃更晋”。这两次变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君商书·更法第一》记载，商鞅与同僚争论变法时就将郭偃作为榜样，说“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家理论家韩非在《韩非子·南面第十八》中写道：“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