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黄金时代(4)

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作者:翟玉忠


《国语·周語上》记载,周厉王将要重用荣夷公,马上招来了主张自由经济的大夫芮良夫的反对,他说:“国家就要衰败了!荣夷公这个人喜欢聚敛钱财,而不知道搜刮百姓丧失民心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利’这个东西,生之于百物,为天下之所有,如果天下的‘利’都被少数人所占有,那危害就多了。天地百物,都依靠‘利’来生存繁衍,它怎么可以只由少数人占有呢?少数人霸占了多数人的‘利’,就会引起众怒,而不知道失掉民心就会危害到政权的生存,用这种思想来诱导君主,国家还能长久吗?所谓国家的治理者,就是将天下的‘利’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受益,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能最大限度的获取应得的利益,就是这样做还经常惧怕有遗漏的地方,招来百姓的怨愤。因此《颂》中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说:‘陈锡载周。’难道不是惧怕没有把‘利’分配给天下的百姓而招来灾难吗?所以它能保护祖宗的周朝几百年长盛不衰至今。现在大王想把天下的‘利’归自己一人所有,难道行的通吗?普通百姓搜刮财富尚被称之为强盗行为,如今大王也要实行搜刮百姓的办法,其下场就危险了。如果非要使用荣夷公,周王朝必定灭亡。”没多长时间,荣夷公被历王用为卿士。(原文: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曰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

历王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强化监督体制,强行推行‘专利’政策。公元前842年,都城四郊的人集结起来,发动了周朝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历王逃到了一个叫“彘”的地方。

与内政相比,周厉王的对外政策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厉王曾数次南征,艰苦奋战,大体平定了南方。南方的楚君熊渠曾立其三子为王,厉王时因害怕被征伐竟自动放弃称王。《史记·楚世家》记载:“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管仲易齐与郭偃更晋

周厉王的孙子被申国和蛮族联军杀死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当周王朝的光荣和权力已经成为昨日黄花的时候,变法之潮在春秋之世激荡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李悝时代。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法家从地域上分为两支,一是东国法家,或称齐法家;二是秦晋法家,或称晋法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区分了晋法家与齐法家,认为在理论上二者的区别很小,思想核心则完全相同,比如信仰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以趋利避害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等等。

表面看来晋法家对商业的限制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和今天一样,西部远不如东部商业发达。《商君书·去强第四》中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意即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人。

春秋时代的改革暗流主要表现在中国东西部两次大的变法,分别是“管仲易齐”和“郭偃更晋”。这两次变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君商书·更法第一》记载,商鞅与同僚争论变法时就将郭偃作为榜样,说“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家理论家韩非在《韩非子·南面第十八》中写道:“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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