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将法定义为：“君臣上下贵贱皆发（法）焉，故曰法。”在《管子》一书中，“专制”的反意词为“亏令”，都是死罪，《管子·立政第四》中说：“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意即检查法令文件，有与太府所存不符的，多了叫做“专制”，少了叫做“亏令”，都是死罪不赦。他还论证说，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所谓：“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管子·形势第二》）

晋法家经典《商君书》明确反对国家领袖一人专断，主张国民自治，甚至指出一个国家民众自治程度和这个国家的强大成正比，民众自治程度越高，国家越强大，书中不厌其烦地论述这一观点。

《商君书·去强第四》中说：政事在十里之内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弱；在九里之内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强大。在当日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就能称王天下，在当夜才能处理好当天的政务，国家就强大，第二天才能处理好当天政务的，这样的国家会被削弱。（原文：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商君书·说民第五》和《商君书·靳令第十三》中有类似观点，不再赘述。

两千年来，从儒生到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最能证明中国专制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的历史真相前面我们已经提及，说到“坑儒”，事实上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依法处罚的是术士，那些人不是儒生，“坑术士”本身也是按法律规定施行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载：侯生、卢生一起商量说，“始皇为人，天性粗暴凶狠，自以为是，他出身诸侯，兼并天下，诸事称心，为所欲为，认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博士虽然也有七十人，但只不过是虚设充数的人员。丞相和各位大臣都只是接受已经决定的命令，依仗皇上办事。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显示威严，官员们都怕获罪，都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真正竭诚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因而一天更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专事欺骗，屈从讨好。秦法规定，一个方士不能兼有两种方术，如果方术不能应验，就要处死。然而占侯星象云气以测吉凶的人多达三百，都是良土，由于害怕获罪，就得避讳奉承，不敢正直地说出皇帝的过错。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皇上甚至用称来称量各种书写文件的竹简木简的重量，日夜都有定额，阅读达不到定额，就不能休息。他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于是就逃跑了。始皇听说二人逃跑，十分恼怒地说：“我先前查收了天下所有不适用的书都把它们烧掉。征召了大批文章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振兴太平，这些方士想要炼造仙丹寻找奇药。今天听说韩众逃跑了不再还报。徐市等人花费的钱以数万计算，最终也没找到奇药，只有他们非法谋利互相告发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对卢生等人我尊重他们，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加重我的无德。这些人在咸阳的，我派人去查问过，有的人竟妖言惑众，扰乱民心。”于是派御吏去一一审查，这些人辗转告发，一个供出一个，始皇亲自把他们从名籍上除名，一共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在咸阳。（原文：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