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效，儒学的治国效果如何？自孔子时代这个问题就突显了出来。春秋战国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将儒家作为指导思想是因为时人认为儒学无用，比如齐国名臣晏婴就曾形象描述了当时儒家的基本特点，晏婴（还包括与孔子时代较近的墨子）的记录对于今天那些想恢复先秦儒学的人来说显然是一大打击。

齐景公想重用孔子，晏婴进谏说：“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原文：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几百年后，面对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的质询，荀子给出了儒效的标准答案，在《荀子?儒效》篇中他用周公相成王的例子证明，儒家至少可以巩固政权，保持社会秩序安定。汉初儒者劝刘邦以儒术治国时就用这个标准答案。

历史不断述说的一个真理是：儒家不仅难以进取，也不能守成。儒家异化带给这个民族的是政治结构、民族精神和国家实力的弱化，紧接着是一波又一波的入侵——侵略者先是彪悍的游牧民族，后来是野蛮的海洋民族！

1.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如何被洗脑的

西方外交官笔下没有太多西化的儒家中国

假定我们一时获得了穿越时空的能力，自由往来于大黄金时代以及公元前1世纪末开始的漫长文明黑暗时代，你就会发现二者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法治化、外向型的文明，注重实用技艺，而后者是一个道德化、内向型的文明，注重说教，鄙视实务。

我们引用清末两位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从中不难看出没有被太多西化前的中国人生活生态——它不同于西方文明，但已经没有了大黄金时代中华文明的特质。

第一位是美国驻华外交官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Holcombe，中文名何天爵，1844～1912）。何天爵于1869年来华，1871年之前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至1885年，他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代办等职，1885年回美国，10年后出版《真正的中国佬》一书。

何天爵首先注意到中国在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外交关系上与西方文明逻辑完全不同，根本就不是西方所认定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中国的东亚各藩属国不必像西方那样定期向宗主国交纳贡物和贡金，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宗主国提供军事力量——连结中国与其邻国的是“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的“兄弟关系”。

西方人很难理解东方文明世界一体化的逻辑——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柏杨也曾指出，它和欧洲那种政治实体间的勒索和剥削完全不同，藩属得到的回报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唐时外国使节团得到的礼遇过高，以至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中国。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19世纪），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445~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