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神经症特征

今天又有人大谈道统了，仿佛新圣人又要诞生了。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儒家理想中的圣人是不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持续紧张会造成精神的病态。孔子受打压的少年时代，孔子及其后学修身成圣、对完美人格的孜孜以求的确体现出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霍妮（HorneyKaren1885～1952）所定义的神经症特征。

哈佛大学的童俊博士总结自己十多年的临床研究，完成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一文，这是一件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他写道：“历代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但儒家的人文理想常常在现实中落空。对历史上儒家文化的这一凄惨命运应该如何解释？作者结合临床观察认为，这与儒家文化中的内在本质有必然的联系：儒家思想中过份强调理性、贬低情感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的社会期待；将‘己’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己’为出发点的认知方式，以及儒家‘修齐治平’的奋斗目标、过份的耻感和权威崇拜均蕴含有明显的自恋趋向，这些文化特质往往成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温床。”

笔者知道，现代儒家还会用在书斋里写“治黄策”的方法大骂童俊。可喜的是，儒家与精神病关系的临床研究工作已经开启。

作为主导国人两千年的意识形态，作为大众媒体追捧的文化潮流，作为一些人眼中不可取代的国际形象，我们已经知道儒家是中华原文明的异化形态。那么，儒家理念也是一种精神病态的反映吗？就算我们不相信临床医学研究，但一想到这个问题，所有有理性的中国人是不是都会不寒而栗！

2.儒家给中华文明究竟带来了什么

儒学无效，儒者无用

自战国时代起，在儒学失效的残酷现实面前，历代儒生都做了大量恢复儒家信誉的工作，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后，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以及处理这些内忧外患问题的一次次失败，国人才极不情愿地抛弃了它。

最早的对儒效产生重大冲击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禅让相国子之，这是中国第一次禅让政治改革实践，结果是燕王哙身死国乱。

然后是西汉末年大儒王莽主政，结果是王莽篡位，国势大衰。

再后是公元732年编订《大唐开元礼》，这是独尊儒术之后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礼仪大典，本来是致太平的标志，却随之来了个安史之乱。儒家开始从礼义儒学转向心性儒学，从此儒生不再像孔子那样迷恋于礼仪形式，转向内心的修炼。

心性儒学的高潮是宋明礼学，结果是外族入侵和随之而来的种族屠杀。

最后一次重要的儒效证明是义和团运动，当时的儒学领袖徐桐对祭孔的义和团抱有厚望，断言“中国当自此强矣”，并亲自迎接义和团入京。结果是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和皇帝逃亡，徐桐受儿子欺骗自杀——可谓“死得其所”。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主任的李申先生，在他的《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这样描述鸦片战争后儒学退出思想统治地位时的处境：

“儒者们曾经用尽了办法，企图使儒学能够支持那尊崇它的政权，并保持儒学的统治地位，但是失败了。儒者们无法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那样，使儒学与另一种指导思想杂处并行；也无法像魏晋儒者把老庄仅仅当做一种谈资、一种补充那样，在保持儒学指导的前提下，把所谓西学仅仅当做一种技艺，当做一种‘用’；也无法像隋唐儒者那样，在治国平天下的时候想念着儒术，在自己的心里头相信着佛教的轮回报应；更无法像宋明儒者那样，把自己的对手嚼碎、吞下、彻底消化，把儒学来一番彻底的更新。每一种办法他们都尝试过，但是每一种办法都不能奏效。儒学再也不能治理自己曾经治理了近两千年的这块土地上的国家，更无法使自己的国家所处在的天下达到太平。它不再能支撑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尊崇它。”

至于今天生活在西学阴影里的新儒学，正如李申先生指出的那样，最多不过是历史的游魂——儒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存在，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作为制度体系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