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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效?儒效?(7)

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作者:翟玉忠


儒家的神经症特征

今天又有人大谈道统了,仿佛新圣人又要诞生了。事实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儒家理想中的圣人是不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持续紧张会造成精神的病态。孔子受打压的少年时代,孔子及其后学修身成圣、对完美人格的孜孜以求的确体现出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霍妮(HorneyKaren1885~1952)所定义的神经症特征。

哈佛大学的童俊博士总结自己十多年的临床研究,完成了《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一文,这是一件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他写道:“历代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如何通过自我努力而成为圣人——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但儒家的人文理想常常在现实中落空。对历史上儒家文化的这一凄惨命运应该如何解释?作者结合临床观察认为,这与儒家文化中的内在本质有必然的联系:儒家思想中过份强调理性、贬低情感的‘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的社会期待;将‘己’作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己’为出发点的认知方式,以及儒家‘修齐治平’的奋斗目标、过份的耻感和权威崇拜均蕴含有明显的自恋趋向,这些文化特质往往成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温床。”

笔者知道,现代儒家还会用在书斋里写“治黄策”的方法大骂童俊。可喜的是,儒家与精神病关系的临床研究工作已经开启。

作为主导国人两千年的意识形态,作为大众媒体追捧的文化潮流,作为一些人眼中不可取代的国际形象,我们已经知道儒家是中华原文明的异化形态。那么,儒家理念也是一种精神病态的反映吗?就算我们不相信临床医学研究,但一想到这个问题,所有有理性的中国人是不是都会不寒而栗!

2.儒家给中华文明究竟带来了什么

儒学无效,儒者无用

自战国时代起,在儒学失效的残酷现实面前,历代儒生都做了大量恢复儒家信誉的工作,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后,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以及处理这些内忧外患问题的一次次失败,国人才极不情愿地抛弃了它。

最早的对儒效产生重大冲击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禅让相国子之,这是中国第一次禅让政治改革实践,结果是燕王哙身死国乱。

然后是西汉末年大儒王莽主政,结果是王莽篡位,国势大衰。

再后是公元732年编订《大唐开元礼》,这是独尊儒术之后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礼仪大典,本来是致太平的标志,却随之来了个安史之乱。儒家开始从礼义儒学转向心性儒学,从此儒生不再像孔子那样迷恋于礼仪形式,转向内心的修炼。

心性儒学的高潮是宋明礼学,结果是外族入侵和随之而来的种族屠杀。

最后一次重要的儒效证明是义和团运动,当时的儒学领袖徐桐对祭孔的义和团抱有厚望,断言“中国当自此强矣”,并亲自迎接义和团入京。结果是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和皇帝逃亡,徐桐受儿子欺骗自杀——可谓“死得其所”。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主任的李申先生,在他的《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这样描述鸦片战争后儒学退出思想统治地位时的处境:

“儒者们曾经用尽了办法,企图使儒学能够支持那尊崇它的政权,并保持儒学的统治地位,但是失败了。儒者们无法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那样,使儒学与另一种指导思想杂处并行;也无法像魏晋儒者把老庄仅仅当做一种谈资、一种补充那样,在保持儒学指导的前提下,把所谓西学仅仅当做一种技艺,当做一种‘用’;也无法像隋唐儒者那样,在治国平天下的时候想念着儒术,在自己的心里头相信着佛教的轮回报应;更无法像宋明儒者那样,把自己的对手嚼碎、吞下、彻底消化,把儒学来一番彻底的更新。每一种办法他们都尝试过,但是每一种办法都不能奏效。儒学再也不能治理自己曾经治理了近两千年的这块土地上的国家,更无法使自己的国家所处在的天下达到太平。它不再能支撑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尊崇它。”

至于今天生活在西学阴影里的新儒学,正如李申先生指出的那样,最多不过是历史的游魂——儒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存在,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作为制度体系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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