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一茬、我们一茬上阵穿军绿（ 淘汰的旧军装，无肩章、领章 ），老插一茬人上阵穿破棉袄，有着老土匪的霸气。看了他们，就知道历史上真有过闯王、座山雕。

崔有成属于老插，但他独往独来，从不凑人数摆阵，遇上要跟他茬的，说：“你杀过人——这种话，你在我面前不要讲，你把我杀了才行。”

说英雄，谁是英雄？英雄不是死在街头，就是被枪毙了。

我们管死叫“冒了”，英雄都是冒了的。人年轻的时候，干事不想后果，追求一个“勇”字，将将十八岁，就给同龄人捅死了，或是给政府枪毙了，他们要活到现在也快七十岁了。

茬架，了不行，横了也不行。各处打架厉害的勇者，彼此都知道，各处的主茬彼此都认识。场面摆得越大，越打不起来，过了二百人，肯定就打不起来了，因为熟人越见越多。茬架的规模高到了双方都有大勇者、大主茬参与的级别，大主茬就出来讲和了。

五六十人的，可能会打，真跟古代打仗似的，双方还布阵。一般是“板砖开路”，先扔砖头，随后是“铁锨阵”，几排人抡着铁锨冲上去。

我总结的茬架技巧是，越是人多的地方，越要往那冲，一冲，对方就散了。因为人多，都不看自己，都看别人的表现，反而容易胆虚。

胜负怎么算呢？没人受伤的一方，算是胜者。或者是谁的队形没散，有一方的队形被冲散了，便打不起来了，没散的一方就是胜者。

两拨人打架，还有奖品，一般是双方各凑上十条烟、一百斤粮票，胜者拿走——茬架的娱乐性，就体现在这。

当时北京谚语“南城狠，北城恶”，社会风气可想而知。打群架逐渐升级，从冷兵器时代进入到热兵器时代，用上了枪，气枪、铁砂枪都上阵了，两拨人迎面一走，便开始砰砰响枪。即便不开枪，也要有几杆枪端出来摆阵。

这些当年的热闹，讲给现在的孩子听，孩子们都不相信。他们出生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代，对社会无序状态时的事，按照他们头脑中的生活逻辑，怎么想都觉得不真实。

我年轻的时候，也害怕，不是怕打架，是怕冒名。因为我有了勇名，有的人就冒充我去打架，或者自称是我兄弟，这类事情一多，我听到了，心想坏了，完全失控，要招灾了。

冒我的名，干的事便算在我头上了，怕就怕在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事。虽然眼前乱，处处都打架，大伙觉得法不责众，没事——我不这么想，只要事做出来了，名留下了，不知道谁跟你算账，但早晚会算账。

矫正社会风气的行动已经有苗头了，打架厉害的人中，有单位的在单位上学习班，没单位的抓进班房关几天，叫“折进去了”。

社会乱成这样，肯定要整顿——这一点，我比别人看到得早。有人再叫我打架，我尽量不去，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伤了哥们义气。后来，我谈恋爱了，女友成了躲避去茬架的最大借口，我带着女友离开老城区，搬到海淀区去了。

当时海淀区就是郊区，公主坟一带多是庄稼地，八一湖公园还是个渔村，有养鱼养虾的生产队。

我住公主坟北面的一个村子里，我那时是个时髦青年，长发、花衬衫、喇叭裤、蛤蟆镜，当地的人物一见我，心里就有了数，肯定是个勇者，以为我要在此地争名，于是先要灭了我。

他们一帮人来住所访我，包里有砖头，腰里有刀子。或是在路上碰见了，就几个人堵住我。谁惹我，我就说服谁，说服不了，就动两下手，只求应付过去。

说服的话多为：“我也不说我是谁，你们也别打听我。这块是我奶奶家的房子，我就是在这住。你们玩你们的，我住我的。”表明不跟他们争地盘。

动手，多是小擒拿手。说着说着话，谁要灭我气焰，抬手推搡我，我就别住他腕子，或是两拳打倒，人倒了就行，不让你有伤，绝不下重手。他们就叫了：“嘿，哥们，你是会啊！”我说：“不算什么，要说会，谁都会。”

动完手，还能接着说话，就不会再打下去了。

他们开始是防备我，见我住着不声不响的，还会功夫，觉得可以为其所用，又示好，茬架时叫我去。我表态很干脆，坚决不参与。

在这块地方要茬上架，架也是没完没了的。这里机关大院多，茬架多是平民子弟和大院子弟对阵。大院子弟物质条件优越，穿崭新的军绿（ 不带徽章的绿军装 ），骑着飞鸽、永久的名牌自行车出来摆阵，阵势整齐，远远望去，跟大阅兵似的，非常漂亮。

平民子弟穿得五花八门，也没自行车。但一打起来，还是平民子弟占便宜，因为敢豁出命干。大院子弟生活好，前途无量，后顾之忧也多，认为如果打架伤残了，耽误前途，不值得。

但大院子弟在一件事上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怕被抓进班房，进去了，很快父母就托人将他们放出来了，这叫“捞人”。

所以打架，不是比谁的拳头硬，是比谁的爹妈硬。平民子弟和大院子弟一块蹲班房时，彼此间还称兄道弟地聊天，等大院子弟被捞出去时，他们还对平民子弟说：“哥们，别急，我捞你！”显得很义气。

平民子弟心里有数，知道绝不能指望他们，但他们有这句话，就算他们做人到位了，一笑付之，挥手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