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后，三轮车成了我的传家宝，用来拾粪了。粪是庄稼的肥料，向生产队交粪，可以计算工分，顶替田间劳动。生产队收粪的价格为六分钱一方，一方是一米见方。下田干活，好劳力一天七八毛钱的积分，我一天是八分钱。

我不愿意让生产队长管着我，宁可去拉粪。天蒙蒙亮就出来，从昌平老家向北京方向蹬，一路拾马粪、驴粪，出来得要早，农村人早起拾粪的多，不早就被别人拾走了。

最长的一次从昌平蹬到了北京德胜门，来回骑了一天一夜。拉粪一年多，每天都是一车粪，等有了返城的可能，我又骑着三轮车回京了。

朝阳区有个养牛场，叫中阿公社，在酒仙桥，一天收一千公斤的草，收的价格是一公斤草八厘钱。那时北京野地多，草很厚。

三轮车又派上了用场，我蹬着去割草了，过上了割草为生的日子。我还捡橘子皮，蹬着车满胡同、大街上转悠，见有人扔的橘子皮，就放车上，回家晾干。等攒了一麻袋，卖给药店，价格是一麻袋六七块，但攒这一包不大容易。

母亲已经改嫁，我找到母亲，随了继父的姓，从此跟兄弟姐妹又聚在了一起。我的生父会中医，继父是中医世家。

解放前，民间会中医的人多，跟打算盘一样，可算是普遍性的一技之长。这些人在解放后，有的走入了医院，做了国家的医生，多数人还是在民间，叫做“游医”，我的生父、继父都是这样的游医。

家里就是诊所。在这样的家里太烦了，来的病人没有断的，天天晚上都是满屋人。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也总来，泡在我们家里增长实践经验。

我在继父家，过不上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独立空间，简直烦死了，但就此受了医学的熏陶。来家里的病人多，不帮忙也得帮忙，我由帮忙打下手，到独立给人号脉开药，实践了中医。

年轻人贪玩，继父给医学院学生上课，我也跟着听，听着听着，没兴趣了，就溜出去练功了。我从小养成了练功的习惯，到早晨五点准起来。这么多年来，不管经历了什么，就是有一样，我没断过练功。

长成青年了，我不愿总待在家里当帮手，出去找工作了。开始做了很长时间的临时工，三月半年就换个单位，在工业局、电镀厂一类单位待过。没工作了，就又蹬三轮车去割草卖钱。

当时朝阳区劳动局的处长夏宝山很照顾我，劳动局不让青年人成为闲散人员，就算没的干，他也给我安排上闲置，在理论上不让青年没有工作。

我有一次分配在友谊商店的机会，友谊商店卖出口转内销的紧俏商品，是个青年们羡慕的好单位，抢着去。去友谊商店的名额，开始说有我，最终没有我，分配我去一商局，做了服务业。

我在单位先做临时工，经过考察期，转成正式工，总共干了十一年。赶到改革开放，号召人们下海经商，我就响应号召，辞职了。

单位里大多数职工不敢下海，主要是观念转不过来。我在观念上没有障碍，因为我在艺人、游医的环境中长大，相信一句老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在单位，一辈子怎么样，一眼看到底了，下海了，或许有更大的发展。

能诱惑我的，没有具体的，就是“未来”两个字。

人们不愿意下海，主要是看上公费医疗，生了大病，药费不用愁。所以工资挣得再少，想到药费的保证，心态也平衡了。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层，开始我办停薪留职，就是不工作、不要工资，但人事关系还保留在单位，生病有公费医疗。单位不给办，我索性就辞职了，当时有股自信，觉得走到哪吃到哪，才是有本事的人。

没有保证，就凭自己了。我先卖水果，后卖菜，生意顺时，一天能挣出原来一个月的工资。那会儿挣钱凭体力，有体力就有钱挣，干什么都能挣钱。我办了个体营业执照，办个副食商店，现在叫“超市”。

但个体户叫人看不起，在老百姓里信任度差，我一度开商店，在胡同口建起来，胡同里的居民路过，一看就议论：“不行，别进去，个体。”

这是大家眼光的问题，等日子久了，见我的货不欺人，也买得多了。我的人生经验是：“不管什么事，是事想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