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公元4世纪左右，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而占星术作为一种另类的信仰成为基督教的一块绊脚石。又因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陷入危机，于是基督教会的权威纷纷猛烈抨击这种“异端”学说。但到公元6世纪以后，部分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占星学是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公元8世纪之后的数百年中，欧洲涌出了一大批有名的占星学家，他们深受统治者的器重。公元1066年诺曼公爵威廉征服英国，恰巧正值哈雷彗星出现，于是人们认为是彗星使得公爵取得胜利。由此，欧洲大陆流行的占星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并传入英国。直到14世纪末，欧洲诸国的宫廷仍十分依赖占星家。特别是一些君主让占星家充当顾问，甚至直接参与机要。因此，当时的占星术相比于希腊化以及罗马时代，整体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对古典希腊以及东方文化如火如荼的研究，占星术也迎来了它的又一次黄金时代。这次的规模比希腊化时代相比更大，出现两大特色：一是上流社会人物沉迷于占星；二是出现了身兼天文学与占星术的典型人物，如第谷、开普勒等。在这一时期，占星家成为一种职业，而且事务繁忙。

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近代天文学等领域的发展，占星术在17世纪之后的西方逐渐走向衰落。流传了几千年的占星术，从此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符号，但是偶尔还会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出现。

中国古代的占星术

在西方占星术发展演变的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占星术。但与西方占星术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仅用来为国家的政治服务，而民间的占星术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早在商代时，当时的统治阶级就经常以甲骨占卜。西周之后，原始的甲骨占卜逐渐受到易经中阴阳、五行、八卦等内容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在保存较完整的唐朝占星术著作《开元占经》中得到印证。

古代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非常关注五大行星，把它们称为“五行”。古人赋予五行不同的属性，以便解释周围世界的事物，并确定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他们将天看做球形，人就站在球的中央，而日月星辰都嵌于球壁上，球本身是运动的；把人头顶的固定宽度的天球带称做黄道带，黄道带上各区域有不同的恒星散布，日月与行星是依据自身周期在黄道带上移动的。

战国时代出现了一批占星家，其实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甘德与石申。甘德和石申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他们都建立了各自不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对中国古代占星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人们把黄道划分为二十八宿。

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了黄道面的二十八宿与各个州的对应关系，如兖州对应的是角宿、亢宿、氐宿；豫州对应的是房宿、心宿。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移动于不同的宿之间，如木星一旦进入到了角宿就说明兖州有某种兆应；而一些诸如行星干犯、日食、月食、彗星、流星之类的异常天象发生在哪个宿内，就说明对应的州县内将发生某种事件。当时的占星术士一般都有一张二十八宿与各国州县对应的表格。

中国古代的占星术的核心是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其中三垣是指北天极附近的三个区域（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而四象是指分布于黄道周围、环天一周的四个区域（东方苍龙之相、西方白虎之相、南方朱雀之相、北方玄武之相），每象又分为七段，四象共计二十八宿。中国古代占星术的论命与推运都是以二十八宿作为标准。

不幸的是，因为中国占星术经历了数代战乱，测候多数失传，行星的观测也不尽准确，再加上一些迷信成分，如今几近失传，所以与西方占星术相比要逊色很多。

再现神秘占星术

占星术可以被看做一种古老的伪科学，古人之所以迷信它，是因为它通过对日月星辰的位置及运动变化的观测可以达到预测未来的目的。痴迷占星术的人认为，人在出生时的天象及变化能够反映在人的性格上，也就间接确定了人的命运。众多的科学家一直否定占星术，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种方术，他们在做一些重大决定前总是要先征求占星术士的建议。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尽管不相信占星术，却对这种预卜之术充满了好奇。

占星术士在对人事进行预测之前，首先要绘制一幅图，即占星术中的天宫图。这幅图会标明在特定时刻的一些天象及其变化，如某个人在出生时刻的天象及其变化。

天宫图的绘制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几个因素依次是地球、黄道、地表十二宫和行星。这几个因素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首先是地球。在占星术的理论中，地球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它被认为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星辰都要围绕它来旋转。另外，通过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相对位置的观测，可以对人的性格和未来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