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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日在山上见到傅小石后，王汝瑜心中就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看上去这么老实敦厚的青年，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几天来，这个问题一直在她心头盘旋。

好奇心促使她开始注意傅小石。每天清晨，傅小石一大早就起床清扫院中和山路上的落叶，有时清扫不完，早饭后接着清扫，直到打扫完毕。这时，画家们陆续上班，傅小石就到各办公室询问需要添置的东西，然后登上三轮车或自行车进城采购。他的自行车技术特好，经常把自行车一推老远，然后快速的跑上几步，猛的一下跳上去，自行车就像脱缰的野马，快速的向山下冲去，傅小石身上那件破旧的衣服被山风吹起来，像一面黑色的旗帜迎风飘舞，瘦弱的身躯像一根旗杆，那样子非常潇洒。每当这时，王汝瑜又会想，这么充满活力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呢？

白天，傅小石有干不完的活，除去打扫院内院外的卫生外，还负责运输采购等体力活，把山上不用的东西拖下去，把山上需要的工作用品、生活用品拖上来……

夜晚，傅小石要留在藏经楼值班看门。大厅的楼梯下隔出一个小房间，仅放得下一张窄窄的木板床，那就是他的宿舍。不过庆幸的是，大厅内还有另一个空房间，摆放着桌椅板凳之类，那儿成了傅小石的“画室”。每天晚上，等老画家们都休息了，整座山林沉浸在黑暗静寂之中时，他一个人就躲在大厅的“画室”里开始了他的绘画生活。

傅小石渴望绘画，正像雄鹰渴望蓝天一样。父亲傅抱石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作为傅家长子怎么能不想承继父业呢？！不，小石不但是长子，而且是极富绘画天赋的长子。这点在他9岁那年就被证实。

有一天，9岁的小石独自在家，有人登门造访傅抱石先生，小石说“我爸爸不在家。”来人见先生不在，微笑着向小家伙挥挥手便走了。傍晚，父母回家后，小石将有人来找的事告诉了父母。父亲问：“来客是谁？没留张条子吗？”小石方想起自己忘记了询问来客的姓名，瞪着两眼答不上话来，他忘记了父亲的嘱咐，大人不在家时客人来访，务要留条的规矩。父亲很生气，因为那时傅家居住在重庆的金刚坡，离城很远，客人找来不容易。父亲弓起食指在儿子的头上敲了两个“毛栗子”，责怪道：“看你，这都不问清楚！”小石望望父亲，用手揉揉被敲疼的头顶，没有做声。少顷，他转身走进房间，随手取过父亲的一只空烟盒，用铅笔三笔两划画出一个头像，到外间交给父亲说：“就是这个叔叔。”傅抱石接过烟盒纸，见上面画着一个颧骨很高，左脸颊上还有一颗黑痣的人物头像。

“啊哈，原来是王景祥啊。”父亲一眼认出了画上的人，中央大学总务处的一位同事。

傅抱石不禁为儿子得意起来。他亲昵地抚摸着儿子的大脑袋，向妻子罗时慧树起了大拇指：

“嘿，这小子，日后肯定比我能干！”以后，傅抱石逢人就夸。

还有一件事同样令父亲傅抱石骄傲。

抗战时，傅小石在三圣宫四维小学读书，校长是著名画家司徒乔的妻子冯伊湄。冯校长的女儿司徒媛和小石年龄相仿，会写儿歌。一天，冯校长把小石叫到办公室，要他即兴为女儿司徒媛写的儿歌集画几幅插图。司徒媛在一旁朗诵儿歌，小石一边听一边画，等司徒媛念完，小石的插图也画的差不多了，有“芦荡明月”、“杨柳小鸟”“大海浪花”等。

冯校长拿过来一看，大喜过望，立即将司徒媛的儿歌集和小石的插图交付印刷，取名《浪花集》，作为四维小学的战地课本。司徒媛在书中还特地为小石写了首儿歌，她写道：“邻居有个小朋友，眼睛亮又大，……他爱看书、又爱画画，他天天来耍，从来不吵架。”

消息传到母亲罗时慧耳朵里，听说儿子画了大海、画了浪花，她半信半疑：“小石根本没到过大海，怎么能画出浪花呢？”

那时，诗人郭沫若是傅抱石家中的常客。一次，郭沫若又来傅家，看到墙上贴满傅小石稚嫩的画作，惊叹道：“这是在开画展呀！”他一幅幅欣赏，边看边对傅抱石说：“傅公，小石真是神童啊，瞧这架势，我看将来是要超过你呀！”

小石的外公罗鸿宾，是前清政府的监生，曾做过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也曾不无自豪的摸着胡须对女儿罗时慧说：“哎，你这个儿子聪颖过人，将来一定有了不起的作为，一定会超过你们。如果我说错了，将来你就到我的坟头敲上三榔头。”罗时慧就忍不住笑，看你把他夸得！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极富绘画天赋的傅小石现在却不能在白天正大光明的画画了，因为他成了一个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

还好，夜晚仍旧属于他。

整座中山陵都睡了，傅小石还醒着，山林为伍，风声做伴，他完全迷恋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在废旧报纸上用毛笔练习拉线，那是国画基本功，一笔下来，拉的稳、准、直，一张又一张，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报纸，他依然乐此不疲。

隐隐传来灵谷寺的钟声，在静寂的夜空中显得悠扬深远，每当这时，傅小石便放下画笔，走出那间局促的小屋，伸几下懒腰、打几个哈欠。啊，院中的空气真清新，猛吸一口，一股清凉之气便顺着嗓子眼直向心底溜，人世间的幸福也莫过于此，白天的一切郁闷和不快都在此刻消散，他有时傻想，能把这夜色和钟声留住该有多好？

过一会，钟声渐隐，楼梯间的木板床上便响起了香甜的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