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女儿没有被送进幼儿园，而是被送到了一户农民家。造反派说：这是要你女儿从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女儿特别乖巧，送走的时候，不哭不闹，把妈妈送的蝴蝶结扎在头上，安慰妈妈说：“妈妈，你别哭，我会听阿姨的话，很乖的。”

这是附近一家姓王的农民，有九个小孩，生活很苦。第二天，女儿跟着去割猪草，可怜她从未离开母亲身边一步，镰刀怎么拿也不知道，一不小心，镰刀割在了脚面上，露出白花花的骨头，血霎时染红了脚面，疼得她哇哇直哭；晚上，睡在猪圈旁，夏天没有蚊帐，当地的蚊子又特别大，女儿浑身被咬起了血包。饭后，一家十几口人的碗还要女儿洗……就这样，女儿在艰苦中学会了忍耐，但身体也在那时受到摧残。

其实，傅小石就关在离王汝瑜不远的地方，起初关在蚕种场、稍后又关进砖瓦厂的一座旧窑。关在烧砖瓦的窑内既保密又安全，那砖窑呈圆拱型，审讯起来，声音回荡，格外威严，受审人受点皮肉之苦，外人也不知道。章品镇回忆：

到1969年，成立了干校，缩小围歼圈，从此不见了小石。我羡慕他走上了阳关道，岂知我全想错了。1970年忽然听说原省文联里挖出了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小石与曾在《雨花》编辑部工作过的汪昌煜是主犯，已经揪回正被隔离审查，那时我常在夜班劳动，夜深人静时常听到厉声呵斥和奋力而又是怯怯的申辩，颇有点像“夜审潘洪”，阴风惨惨的气氛中有一点戏剧性的威势。我曾侧耳谛听，但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

5、

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造反派本想在王汝瑜身上榨出点油水，弄出些爆炸性材料，可是几个月关下来，王汝瑜除写了些傅小石爱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外，其他一概不知。造反派一无所获，渐渐对王汝瑜失去兴趣。

大约是国庆节前，一天，左丑女对王汝瑜说：“你可以回家了。”“回家？”“对，允许你回南京了。怎么，不乐意？”“傅小石呢，我到现在还没见到他呢？”“他呀，等到了监狱你再去看他吧。”“什么，他要蹲监狱？”“他是现行反革命，当然要进监狱。”“他犯了什么罪呀，要叫他蹲监狱？！”“他的罪名是‘私藏父亲的名画，企图叛国投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啊，真应了那句古话：欲治其罪，何患无词！

原来，罗时慧送来的傅抱石的那批画，傅小石和王汝瑜割下绫边和立轴后起先放在了自己家的阁楼上。抄家风声紧时，又一连转移几个朋友处，其中有个潘小红，曾跟傅小石学过画，后来潘小红去了香港。1969年底小石要下放泗洪，心想不知何时能回，好在这时局势已稳，不再抄家，傅小石便在下放前将这批画交回给了母亲罗时慧，母亲害怕放在家中不保险，就悄悄交到了省国画院。国画院当时的领导是喻继高，他接收下这些画后觉得十分珍贵，怕在国画院有闪失，就将这批裁掉绫边和画轴的画交到了省博物院保管。

按说，傅小石是保护父亲名画的功臣，怎么成了罪状呢？再说，保管自己父亲的画，怎么叫私藏呢？还有叛国投敌，这又从何说起呢？

这些荒唐的罪名通过国家机器的政法机关堂而皇之的公开判决，颇有些讽刺意味。其实仔细想想并不奇怪，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成了叛徒、工贼，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等都成了三反分子，一个小小的傅小石要治你的罪又算什么呢？！文革后，很多媒体把喻继高说成是保护傅抱石名画的功臣，王汝瑜对此很不以为然，这些画是小石冒着抄家的危险保护下来的，并且为这些画蒙冤做牢，怎么喻继高反而成了保护名画的功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