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上课，话题讲到白话、文言的问题，黄侃又以胡适为调侃对象，对学生说其实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用不着多费笔墨官司，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胡适的妻子去世了，家里要发电报通知胡适，如用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共11个字，电报费要比文言文贵两倍还多呢！学生听了，哄堂大笑。

有一段时间，京剧名伶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追星粉丝。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治学之外，黄侃立身行事更有诸多怪异，连章太炎的同门对他都颇有微词，嫌他经常无端惹事生非，称他为“文人无行的典型”。说他“无行”，是因他生平的最大爱好就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也无可厚非，但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便不免有点儿过分。据说，他一生结婚达9次之多。当年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黄侃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因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大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是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

实际上在玩世不恭这一点上，黄侃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比如对于学术，他虽自视甚高，但从不苟且，治学一向严谨，决不轻易着书立说。他说过：“学问之道有五，曰：不欺人；不知者不道；不背所本；负责后世；不窃。”他坚决反对臆说、迂断、急于求解、急于着书的轻浮现象。他还认为学者要能阙疑，能服善。他十分赞同古人着书忌早之说，大半生述而不作，立志“五十当着书”。1935年，黄侃五十寿诞，老师章太炎以诗贺之，诗中提醒他“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着书”。不料天不假年，这年10月8日，黄侃竟酒醉中风而死（一说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一肚子学问，也许还有牢骚，也都随之赶赴黄泉。对此章太炎深以为憾，他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着书。余数趣之，曰：‘人轻着书，妄也；子重着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着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北大从传统大学向近代大学过渡的代表。他们多从传统学术里熏陶出来，为人处事、治学育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他们的古怪，并不是矫揉造作刻意为之，大多都是性格率真使然。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写诗作文的最后一代人了，他们的“怪”，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他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他们怀旧情结的自然流露和外在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