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埃拉这件事实在奇特。有一天就在我路过妓院门口的那一会儿，她摔倒了。我能肯定这一切都是真的，并试验过各种可行的方法。我们一起做过许多试验，甚至用一边和她说话，一边用手轻抚腹部的方法治好了她的尿潴留。不过最惊人的是在“弗尔诺斯咖啡馆”舞台上做的实验。

认识拉法埃拉的医科学生并不信任我，就像我不信任他们一样。为了防止他们做手脚，我丝毫没讲准备做什么。我坐到他们的桌前--“弗尔诺斯咖啡馆”离妓院只有两分钟的路--我开始全神贯注地想着拉法埃拉，命令她--但没说出来--到我这儿来。十分钟后，拉法埃拉出现在店门口，目光游移不定，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命令她坐在我身旁，她听从了。我同她说话，使她平静，她就慢慢苏醒了。

七或八个月之后，拉法埃拉死在医院里。我肯定这是真的。她的死使我深受震动，我不再练催眠术了。

但是我一生中常以让桌子跳舞为乐，并不探寻其中有什么超自然能力。我曾见过桌子遵从在场者的一种磁力，升起来并浮动。我还曾见过某些在场者，尽管未注意或怀疑一些反应，但只要他们感到这些反应，桌子就能准确地做出来。这是一种轻微的自动的运动，是潜意识作用的物理现象。

我还常常专心于猜谜游戏。例如谋杀游戏：在一个有十余人的房间里，我挑选一位特别敏感的女人(只要做两三次试探就能发现这种人)。我要其它人从他们当中选一个凶手和一个受害者，并把凶器藏在某个地方。他们选择时我离开房间，然后我返回来，他们蒙住我的眼睛，我拉住那位妇女的手在房间里缓缓走一圈，一般情况下--不总是这样--我很容易地就发现了被指定的两个人和藏起来的凶器；那位妇女不知道，我正是被她手上那些极细微的难以觉察的压力所引导才发现的。

还有一种更为困难的游戏：我离开一个与上述条件一样的房间。每个在场的人都应该选择并触摸在房间里的一件东西--家具、图画、书、饰品--要尽量找出与这件物品的切实的关联或类似之处，不要轻率选择。当我回来时，要猜出每个人选的是什么。这是思维和本能的结合，或许还有心灵感应。战争期间在纽约时，我经常和流亡美国的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几位成员做这个实验，他们是安德烈·布勒东，马尔塞尔·杜桑，马克斯·恩斯特以及坦圭伊。有几次我全猜对了，而其余的都出了差错。

最后一个回忆：一天晚上，在巴黎塞莱克特酒吧，克洛德·雅杰尔和我十分粗暴地把顾客都赶跑了，只有一个女人留在那里，我已颇有醉意，坐到她面前，我立即对她说出她是俄国人，从莫斯科来的。我还补充了其它细节，都是准确的。那妇人惊呆了，我也一样，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到她。

我认为电影对观众也有某种催眠力量。只要看看那些刚看完电影，走到街上的人们就可证明这一点：他们沉默不语，垂着头，神思不定。而观看戏剧、斗牛和体育比赛的人则表现得精力充沛，热情十足。电影的催眠作用首先因为放映厅是黑暗的，另外镜头和光线的转换及摄影机的运动削弱了观众的判断力并为它特有的迷惑力所强制。

既然在回忆马德里的朋友们，那我也要提一提胡安·内格林。他后来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内格林曾留学德国，是位出色的哲学教授。有一天，我想在他面前为我的朋友、医学课总不及格的贝宾·贝略求情，但白费了劲。

我还想起伟大的欧赫尼奥·多尔斯，他是加泰罗尼亚的哲学家，巴罗克艺术的宣扬者(在他看来这是生活和艺术的基本趋势，而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现象)，创作了那句我经常借以回答不惜一切追根究源者的名句：“一切不是来自传统那便是抄袭。”我一直认为这一悖论包含深刻的哲理。

多尔斯曾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工人学院授课，来到马德里后他感到有点不自在，于是他喜欢时常和公寓的大学生们来往，而且不时地参加希洪咖啡馆的小聚会。

那时马德里有一片荒废的墓地，我们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拉腊就葬于此，这里生长着百余棵世上最美的松柏，这就是圣·马丁圣礼墓地。我们这伙人决定在一天晚上和多尔斯一起去参观墓地，下午我就为参观作准备，给了看管人十个比塞塔。

夜幕降临，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默默地走进荒弃的墓园。我看到在几级台阶之下一个半开的墓穴，借着一线微光看到一副棺材的顶盖微微翘起，一缕女人的脏乱干枯的头发从裂缝中耷拉出来。这场面使我震惊，我叫其它人一起来到这个墓穴前。

明月辉映的这缕头发曾在《自由的幽灵》中给我启迪，这是我一生所见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之一。

何塞·贝尔加明是个瘦削机敏的马拉加人，是毕加索的朋友，后来也成为马尔霍的朋友，他比我大几岁，那时已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和杂文作家。他和一位前部长的公子、喜剧作家阿尔尼奇的一个女儿结了婚(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我的朋友乌加尔特)。贝尔加明潜心雕琢，钻研文字游戏、悖理以及像唐·璜和斗牛活动这样的西班牙古老的神话传说。那个时期我们很少见面。后来在内战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而后1961年当我返回西班牙拍摄《比里迪亚娜》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把我比作安泰，说一旦我接触故土就会重新获得力量。像许多人一样他在外流亡很长时间。最近几年我们经常见面。他住在马德里，继续写作和斗争。

我同样很愿意回忆乌纳慕诺这位萨拉曼卡的哲学教授。像欧赫尼奥·多尔斯一样，他经常来马德里走访我们，这里当时发生了许多事情。他曾被普里莫·德·里维拉流放到加纳利群岛，后来，他流亡巴黎时我见过他。他是个杰出的人，但严肃庄重也相当学究气，没有一点幽默感。现在我想谈谈托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