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法语电影的平均成本是一亿两千万。要想收回成本，国内票房必须达到这个数字的五倍，此外还要获得大量的国外票房。为了避免血本无归，制片人和发行商不得不倾囊邀请一位或数位明星助阵，这样做的结果是，其他职位得不到重视，就连角色和故事的逼真性也被忽视了。

面对危机，电影界感到惶恐不安，但却没有人考虑降低拍片预算的可能性。

也许有人会想，制片人肯定是无能之辈，否则他们怎么会意识不到仅花四千万就能拍出优质电影呢？

答案很简单：制片人不是（或者很少是）电影的投资者，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扮演中间人或执行者的角色。而且，不管电影的票房如何，制片人的报酬总是与影片的总预算相关（占7%到12%）。所以，降低成本--使用片酬相对较低的演员，尽可能削减技师的数量，完全使用自然布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只有当导演成为自己的制片人，并在电影之外找到资金来源--个人或家族资本、遗产、贷款--，才会有人去作这种尝试。也只有像路易·马勒（LouisMalle）和克劳德·夏布罗尔（ClaudeChabrol）这样的天才型导演才能成功地完成这种尝试。罗歇·莱纳特（RogerLeenhardt）说“'自费电影'是随着'新浪潮'的出现而诞生的”，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自费电影”早就出现在电影史上了，只不过是以其他形式，比如三十年代的先锋派，政府或个人对电影的资助，还有让·雷诺阿刚刚起步时得到的家庭支持。

过去，为了对自己制作的电影负责，制片人是不可能与年轻的无名之辈合作的。于是年轻导演们奋起反抗，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国电影摆脱麻木的状态，而当时的法国电影正面临着与英国电影--欧洲最糟糕的电影--日益趋同的危险。

“新浪潮”！这一术语曾经使人着迷，后来又让人恼火。发明这一术语的不是别人，正是今天对“新浪潮”嗤之以鼻的那群记者！

1960年，将会产生新一代法国导演，其中大多数人未到而立之年。他们中有路易·马勒、克劳德·夏布罗尔、克劳德·贝尔纳-奥贝尔（ClaudeBernard-Aubert）、阿伦·雷奈（AlainResnais）、阿涅斯·瓦尔达（AgnèsVarda）、乔治·弗朗叙（GeorgesFranju）、雅克·巴拉蒂埃（JacquesBaratier）、爱德华·莫利纳罗（EdouardMolinaro）、让·鲁什（JeanRouch）、让·瓦莱尔（JeanValère），还有雅克·里维特（JacquesRivette）、雅克·多尼奥-瓦克罗兹（JacquesDoniol-Valcroze）、菲利普·德·布罗卡（PhilippedeBroca）、埃里克·侯麦（EricRohmer）、保罗·帕维奥（PaulPaviot）、马塞尔·阿农（MarcelHanoun）、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让-达尼埃尔·波莱（Jean-DanielPollet）、米歇尔·德拉克（MichelDrach），后面这九位导演刚刚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阿多·基鲁（AdoKyrou）、雅克·罗齐耶（JacquesRozier）、雅克·戴美（JacquesDemy）、克劳德·德·吉夫雷（ClaudedeGivray）、弗朗索瓦·莱兴巴赫（Fran？oisReichenbach）、让-弗朗索瓦·奥迪鲁瓦（Jean-Fran？oisHauduroy）、雅克·维拉（JacquesVilla）、克劳德·索泰（ClaudeSautet）和阿兰·杰胥亚（AlainJessua）以及其他几位我不认识的导演将成为下一股“浪潮”的弄潮儿。总之，这场运动的规模与多样性显然超越了宣传式的狂热，它将真正撼动法国的电影生产，构成电影行业基石的所有成员--投资者、制片人、编剧--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新批评过去了十年，制片人终于开始实施“作者政策”，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真理：电影的价值取决于导演的价值。他们终于把电影与作者等量齐观，因为他们明白了电影的成功并不是明星大腕，优秀主题，好天气等因素的总和，而是与电影唯一的绝对主宰的个性息息相关。才华成为一种公认的价值，就像不久前某位制片人对我说的话：“它不费一文，却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于是，在电影史上，“怎样拍电影？”这个问题首次得到了解决。紧接着，一个更令人焦虑，意义也更为深远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拍电影？”

如果真如雷内·克莱尔（RenéClair）所言，拍电影仅仅是为了“用图像讲故事”，那么请想一想，一旦所有的故事都被讲完，电影这门艺术就无法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如果能使电影摆脱必须讲故事的桎梏，那么它就大有可为之事了。在这方面，阿兰·雷奈刚刚向前迈了一大步，他执导的《广岛之恋》虽然没有跌宕的情节，却诗意盎然，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