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电影资料馆事件使我们成为了战士，但不一定是政治人士。抗议解雇朗格卢瓦的声音从全世界各个角落传来。所以，一天早上，当我接到伦敦打来的电话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这是瓦妮莎·雷德格瑞夫打来的电话，她邀请我下周日参加全伦敦群众游行示威。我立刻答应了。这位漂亮的女演员补充说：“上午十一点，游行队伍从海德公园出发。我们决定每人额头系一根手帕。”我打断她：“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奇怪，不知道朗格卢瓦会怎么想。”“我没有提到朗格卢瓦呀？我是邀请您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你们大概猜到了：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值得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在巴黎和伦敦间飞个来回，我婉拒了她的邀请，重新投入到“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的活动中。

朗格卢瓦并不比我们更了解政治，当“电影资料馆的孩子们”在巴黎街头遭到共和国保安队的殴打时，亨利正在加桑街公寓里用扑克牌给自己算命，或许他正让人带他去找女占卜师，在他看来，只有她们能预知电影资料馆的命运。

尽管如此，如果认为朗格卢瓦是一个被动接受现实的人，那就错了。如果还有谁比他更不屈不挠的话，那就是玛丽·梅尔松，是她鼓励朗格卢瓦不要妥协。她早就预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是她猜到了嫉妒朗格卢瓦，觊觎电影资料馆的那群人的阴谋，她的预言应验了。虽然在整个事件期间，朗格卢瓦十分聪明地保持绝对沉默，避免任何媒体声明和官方行动，但是他非常善于指挥和激励忠于他的人，他们通过我们成立的“保卫法国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自发地为朗格卢瓦效劳。此外，因为偶尔玩弄手段，他为自己筑起了不堪一击的脚手架。比如，因为吹毛求疵的财政部总是跟他过不去，朗格卢瓦自以为把一位迷人而古怪的女士--她是哥尔多尼的翻译，财政部长米歇尔·德勃雷的小姨--弄进电影资料馆董事会是个聪明的想法。然而，亨利·朗格卢瓦却忘了核实一下财政部长与他小姨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董事会商议期间，每当有人说“我们所有的顾虑都来自米歇尔·德勃雷”时，所有的目光都指向丹妮丝·勒马雷斯基耶，而她始终声称：“不管怎样，我姐夫对金融一窍不通。”

斗争从各个战线展开，大街上，办公室，电话。我们的文章和公报充斥了各大报纸，这些报纸最初支持我们的事业，后来渐渐被政府吓住了。从卓别林到黑泽明，从萨蒂亚吉特·雷伊到罗西里尼，数百名导演给活跃在这场战斗中的《电影手册》发来电报，声称如果朗格卢瓦被解雇，他们就从电影资料馆收回他们的电影。最后，正如理查德·鲁德所说，政府不得不让步了，不仅迫于影迷的压力，也是因为某些强大的人物--其中有思伦贝谢跨国公司总裁让·里布，他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秘密而有效的支持。朗格卢瓦恢复职务后，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回到各自的工作中去了。

我们每个人都珍藏着这段感人的回忆，那个时期，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无私奉献，不假思索地投入到充满激情的战斗中去。坦诚地说，我们有时比较专断，令人讨厌，有轻微的恐怖主义倾向，因为战斗精神常常带着一定程度的不义，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后来才明白，朗格卢瓦的反对者当时能坚持并表明他们的立场是需要一定勇气的。我说的不是那些想替代他--或占一个位置--而不择手段的人，而是小部分导演、历史学家和收藏家，他们认为朗格卢瓦过大于功，而且今后必须以更加严格的态度保存电影。例如，杰出的导演罗歇·莱纳特就持这种观点。

尽管有些美中不足，但这场电影资料馆之战仍然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的第一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重逢，十年前，同样是这群人在友好的气氛中掀起了“新浪潮”运动。支持新浪潮，或者与新浪潮和解的老一辈导演还有让·雷诺阿、马塞尔·卡尔内、亨利-乔治·克鲁佐，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法国电影界形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反对财政部和文化部。

这起所谓的“电影资料馆事件”，这场在1968年初期持续了三个月的危机，足可以写一本书，理查德·鲁德用很长的一个章节专门记录这个事件，他的记录是绝对准确的。

1968年五月风暴让人感觉法国已经成了戴高乐将军与无政府主义者达尼埃尔·科恩-邦迪的角力场，而三个月之前，我们还以为这场比赛是在戴高乐与朗格卢瓦之间进行的。不过，我觉得对这两位做一简单的比较也没有什么不合适。

戴高乐将军真心地把自己视为法国的化身，朗格卢瓦则由衷地认为自己和电影资料馆已是一体。戴高乐对自身重要性的认同使他无畏地迎击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朗格卢瓦出于相同的原因与其他电影资料馆的负责人展开了对抗。就像戴高乐离开北约，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一样，朗格卢瓦不认为自己是强大的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的一员。还是和戴高乐一样，朗格卢瓦只愿意结交“无条件地支持他”的朋友或合作伙伴。反对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朗格卢瓦肯定不会支持戴高乐主义，但他身上却深深印着戴高乐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