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外事局参观。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都有人陪着走，那是他第一次来。第二次他来就到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也跟着。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吧，我的住处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我们这个村的一个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到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我记得有一天，王炳南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我还说，怎么找我谈话呢？我刚到延安来，那枣园我都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于是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后来到了少奇那儿，他那儿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拿什么招待我。他跟我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很小的梨给了我，我就用小刀把梨削了，削的时候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少奇就很感兴趣地问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所谓谈恋爱也没什么表示，有一次，他忽然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又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们。当时我还觉得这人挺奇怪的，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是知识分子，当时还没入党，所以在我和少奇有点好的时候，我还真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连党员都不够。后来他也没介意，只让我看看书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谈恋爱跟年轻人谈恋爱不太一样。

我们那时候在一起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浪漫，说一些喜欢之类的话，我们那时候实实在在的。比如有一次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但是非常含蓄。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我想，这就是他在表示他的意思了。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你们两个年龄相差很大，而且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都很不相近，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吗？

王光美：从内心讲我特别尊敬少奇。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后来在他找我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刻苦，观察什么都特细，我越来越佩服他。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记者：嫁给一个年龄比你大很多而且还有孩子的男人，您父母怎么看待这桩婚姻？

王光美：我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因为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作主张。不过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其实我对婚姻的看法大概也受了我母亲的影响。当初我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