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1967年元旦开始，中南海造反派不断对我们进行围攻和揪斗，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他总是很少说话，我觉得少奇真的是特冤，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告抬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怎么后来就全都不对了呢？

记得那时候是分头被揪出去开批斗会。有一次，通知我等着来人揪斗，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叠得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平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弄得我跟着他笑起来。

和少奇见最后一面是1967年8月的一天。因为那时我们俩被分开关在前后院，见不着面，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了。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和少奇是在中南海的同一个院子里被批斗的，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说要在全国放映。经过院子里的果树时，满树的果实使我想起少奇曾经说过果子摘下来就送给幼儿园的话，那一瞬间留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批斗中暂停了一段时间，说是要“加火候”，我和少奇才在书房相见，让我们喝水，没有说话。批斗又开始时，然后就有人推搡少奇，场面就开始混乱。我们俩之间隔着四五米的样子，后来乱了就越来越近，我看到还有人开始打他，我就横出去了，只有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什么也不能说……没想到那竟是诀别！

记者：“文革”中，刘主席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迫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他的内心一定痛苦至极。而您后来为了少奇坐了12年的监狱，我们都不知道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在监狱中您都想些什么呢？其实在1969年11月少奇同志就已经含冤去世，后来您知道少奇已经离开人世了吗？

王光美：在监狱里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那个时候我比较牵挂孩子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后来看管的人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那是后来孩子们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妈妈。看管的那个人就把主席批示给我看了。后来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那时我才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与父亲最后的日子

“……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现在30多年过去了，对我来说这一幕一直刻骨铭心。

……当时我特别紧张，因为不允许说话，一说话就……我说：‘他们不让我和你说话。’然后他站在原地大概有一分钟……他还想问，但是我特别紧张，脸特别红，他转身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