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时候吧，我考进了莫斯科通讯专科学院经济系，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多。他是无线电系的学生，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外甥。两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当时条件很不好，虽然结婚了但是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各住各的宿舍，也就偶尔在一起。

记者：那您父亲知道您结婚的事吗，他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爱琴：当时我父亲太遥远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他。但是跟我哥哥说了，哥哥表示反对，他说你以后还要回国呀！但当时我想，结婚以后一样可以回国，可以两个人一起回去，所以我就结婚了。那会儿思想非常单纯，从现在来看太简单了。

等我父亲来的时候，一开始我没告诉他这件事，所以我父亲刚到莫斯科的时候见到我呀还是挺溺爱的，挺心疼的那种爱。他还跟我比个子，我个子到他鼻子尖这儿。他说，啊，你比你母亲高一点，我说我母亲到你哪儿，他说你母亲到我嘴唇这儿。

但是后来待了一段时间，这事情也瞒不住，有时候在父亲那儿住个一天两天我就走了，走了我父亲就见不着我，就找我，找我回来就责怪我为什么不回来。可能是有点儿担心我，后来我哥哥告诉他了，说我已经结婚了，然后父亲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真的。他就劝我说结束这段婚姻，说不管怎么样你得回去，我说我没有说不回去。因为我们在那儿每一个同学的思想啊，都是我们的祖国在中国，不管你怎么变，我们都是爱国家的，我们出来学习就是要回去建设新中国的。但是我父亲始终就是不同意带他回来。他还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还要继续学习，跟我说了一大堆。我说我一人回去会遇到许多困难，生活上诸多不便，语言又不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我会觉得好一些，减轻一些。他说你减轻什么，你还得负担他，他还得学。也确实是，是困难很多。后来我就变成了只能是哭鼻子，没有别的办法，说服不了我父亲，就只好妥协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痛苦，因为我们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记者：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会怪您父亲吗？

刘爱琴：我前一段时间是怪过，“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太惨重了，父亲的事业太艰苦了，太残忍了，不怨我父亲，怨我自己考虑不周。

“我要活下来，也不能疯掉”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回到国内，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此后，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再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同在人大学习的达斡尔族青年巴音孟和，并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中央精简机构，刘爱琴响应党的号召，与丈夫赴内蒙古支边。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她的命运再次遭遇苦难……

记者：听说1967年初，就不让您工作了，后来隔离了两三年。丈夫又要跟你离婚，孩子没有人管，那时您的处境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糟？

刘爱琴：是啊，那几年等于被关起来。我知道父亲出事都是从群众传闻得来的，说我父亲在中南海被批斗了，光美妈妈让清华大学扣起来，很快街上我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被隔离了，就指定地点，你就在那儿住，写材料，没有人身自由，也挨过批斗。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有一次斗争会造反派说，你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你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怎么革命的。他们说你不老实，就来按我的头，有时候也动手打，打得牙出血，腰也打坏了，打得我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