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平反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到那儿去了之后，说没事，没有什么人再来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搁到那儿我也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