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不是他在家里有什么表现让您认为有问题？

黄梅：我现在能想起的都是我当时认为有问题的话，比如他当时说，我们的生活在中国人里算过得很好的了，但要拿到美国去，恐怕是中等偏下了吧。他说过这种话，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不能接受，这在当时就是美化帝国主义，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就是帝国主义，美国什么都是不好的呀。还有一次他说到陈独秀，我忘了起因是什么，但是他不说陈独秀坏，他说党那时候没有经验，因为当时在党内说陈独秀鼓吹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近乎说成是叛徒或什么，他没有用这个词，当时我也觉得这是坏人说的话。

记者：所以您对他的这些言论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您的态度就不太好？

黄梅：“文化大革命”时我在母亲床头上贴过一个“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扫它，它就不走”，那时要求家里都要贴语录，那时候我没有特别认为他反动，也就是应付当时的环境，但是我还是给贴了。这个事情很多年以后我母亲提到了，说他当时注意到这事情了，其实他当时心里也有点难过，但他基本上也理解，也知道我并没有对他怎么坏。

记者：当时您入团时出了麻烦，是不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有没有因此怨恨父亲？对于入团这件事情，您告诉父亲前后经过了吗，他怎么说的？

黄梅：主要是我父亲的党籍问题，后来我找母亲，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知道他是被撤了职，在家待着，还保留党籍吧，可团委书记说不可能，他这样还保留党籍？我母亲当时挺生气的，说明明是保留着嘛。后来我又回去说，我说我是我，他是他，况且他确实保留了党籍。后来我们的团委书记也过去查了，他说不是你的事，这是组织的事。但是我还是入了团。

入团的事情我还是告诉父亲了，然后他说你还应该积极入党，我就不理他。我当时确实想入党，但是我心里想，你还配跟我说入党的事，当时我觉得他有问题嘛，他都反党了，他还配谈这个问题吗，后来他倒没有跟我谈到过这个事情。

记者：那时候对父亲的内心您是完全没有能够理解吧？

黄梅：也不是，我曾经在他书桌上看见他读的一首诗，最后一句话叫“独下寒汀立”，就是写一个孤雁失了群，还被那些小鸟讥笑。正好摊在他桌子上，而且是在旁边画了图的。我跟他从来没有感情交流，我那时也就刚刚能读懂古诗，正好从他桌边走过，就看见这首诗，大致能看懂，看了以后，反正当时是心动了一下。当时在家里，甚至我给他的同情和理解都非常地少，他是从来不谈个人感情的，从来没有谈过那时的想法，但是从他个人角度讲，对我们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就都能理解他了，大家都知道那些事情是错的，我父亲是受了委屈的。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

无尽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之后黄克诚又出来工作，他依然秉持公心，对那些曾迫害过他的人说了公道话，做了公道事。然而，那一天终于来到，留在女儿心中的只有无尽的怀念和遗憾。

记者：“文革”结束以后，您父亲的情况怎么样？

黄梅：在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以后，对他放松了一点，后来就把他放出来，放在山西。“文化大革命”前不是安排他在山西当副省长吗？当时就说安置在山西当副省长或者什么副主任，算个革委会副主任，要那样的话，他不就有点职位了吗？可是他刚去没多久，政治风向又转了，他不可能当什么副主任了，所以人家山西也很尴尬，就把他安排在一个还比较好的房子里，把他养起来，算是还比较客气，他也没有什么身份。他要求去五台山看看，人家也就准许他去，结果半路看到交通堵塞，他就下来去指挥，当时那些人两边都顶着不干，说车撞坏了谁负责，他说我负责。可他当时是个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都没有，他只不过刚从监狱里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