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赛马还有一项与现在截然不同，没有与博彩挂钩，是纯粹的娱乐活动。

1844年英国人在香港黄泥涌修建跑马地，次年便有人在临时的跑马地策马奔驰，香港人也正是这一年停止移地澳门赛马。1848年快活谷建成较正规的赛马场，正式举办了赛马活动。到1884年香港成立永久性的马会，并对赛马场进行几次大规模的重修。

今日之香港赛马，在亚洲最热、投注额最大，是香港最大的非牟利财团和慈善机构。

上海的赛马场建于1850年，以满足上海通商后蜂拥而来的洋人娱乐之需求。1886年，天津的英租界也建起了赛马场。上海天津的赛马，都先后成为盛极一时的博彩娱乐活动。

而澳门，自从英国人不来澳门赛马，澳门的赛马就很快冷清起来，以后有一阵子没一阵子，场地简陋场面冷清，无法形成规模，在澳门的博彩业中地位微不足道。假设站在今天澳门博彩业的角度，澳门赛马没有持续下去，不能不说是当地的一大遗憾。

但澳门有澳门的难处：澳门财力薄弱，没有这么大财力修建正规的跑马场；澳门地方太小，人口太少，外来的游客不多，支撑不起庞大的赛事活动；珠江三角洲的中国人不热衷赛马，而香港已建成永久性的赛马场，香港人当然不会舍近求远来澳门参与赛马了。

赛马和跳舞是洋人热衷的娱乐活动，而华人则对赌博似有特别的嗜好。香港开埠，陆续有华人劳工及商贩从珠江三角洲和澳门来到香港。在华人聚居的西营盘，赌博活动悄然蔓延。

初时香港的赌风还不算太盛，而来自禁赌之国的英国殖民当局于1844年颁布14号法例令《禁止赌博条例》，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招人赌博者，罚款200元。200元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早期一块偌大的宅基地只需10元银币。庄主及带家不敢造次，赌禁确实在最初几年起了恫吓的作用，但不久便失效。警察只维护洋人商住区的治安，华人聚居区渐成藏污纳垢之地，一时赌档林立。赌商牟大利，警察眼红，便以查禁赌博秘捞，收受贿赂庇护赌商。最典型的例子是1856年8月警官蓝夫度私自释放赌档疑犯，被控告于高等法院。蓝夫度在法庭对收受贿赂供认不讳，查赌时，只要赌商缴纳10元至15元“税款”，便可当即脱身。

禁赌不力，加之港府财政紧张，1867年6月17日，麦当奴总督实行“寓征于禁”，赌商须领取牌照开赌，向政府缴纳赌税，每间赌馆每年纳税1万元，以此限制赌馆数量。当年警察司招商竞投，有12家赌馆投得赌牌，赌馆以西营盘为多，其余在荷李活道、基利文街、湾仔等处。赌馆是少了，但赌风却越演越烈，赌馆可以大大方方地开，轰轰烈烈地赌。

这一后果，遭到香港议员、社会名士，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抨击。英国政府责令香港禁赌，1872年1月20日港府宣布“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告取消。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4月20日坚尼地总督来港述职，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要把整顿警察制度和禁绝赌博作为在任时的两大任务。

这是香港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禁赌，此后，香港成为一个比较干净的“无赌”城市。

香港禁赌，客观上成全了澳门成为未来的赌城。如果香港大开赌禁，澳门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其竞争。

如前文所说，澳府在很长时期内都不看好赌业，在香港未开埠之前，澳门曾是中国鸦片走私的大本营，澳府由此而获了大利。香港开埠，澳门的地位一落千丈，连传统的鸦片生意也大半迁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