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老榕被关57日后获释，但他右耳伤疤尚未好清，半年后又被南京政府指控，犯有何案，傅老榕没有自述，只在家谱中说是“不白之究”。

以上是傅老榕自述的一部分，窥一斑而见全豹，足以显示他与其他赌商不寻常的一面。卢九等人靠的是结交权贵发财，傅老榕靠的是什么？

投靠新主

傅老榕唯一有文字记载的事业是赌业，地点在今日深圳市的老城区。

深圳建市是1980年的事。香港开埠到民国初年，深圳还是偏僻的丘陵地区，深圳河把深圳与香港新界一隔两块，加之新界崇山峻岭，交通甚为不便，香港与广东间的联系靠的是水路。1911年九广（九龙至广州）铁路贯通后，深圳才渐现繁华，在火车站东北形成一片新起的商业区。

铁路客运开通后，越来越多的省港旅客乘坐火车，致使省港小轮公司生意大减，到1920年已有六成旅客走陆路。若到深圳开赌，客源不成问题。

最早来深圳开设公赌的还不是傅老榕，而是一个叫郑六叔的广州赌商。

几乎所有投得公赌牌照的人，都有官方关系作为背景，郑六叔也不例外。1930年，冯祝万主理广东财政，关道因是冯帮的人，便出任省税捐局局长，税捐局长关道有个心腹叫郑润琦，郑六叔就是郑润琦的亲弟。

赌牌发放和赌饷征收归税捐局主理，若是全省性的或省府的赌牌，省长及驻粤司令等大员会插手过问，而地方性的赌牌，往往省税捐局长有包揽权。表面上，以筹措“防务经费”为名义的赌牌发放，采取登报或公告的形式招商竞投，各赌商依据底价呈交标书，但实际上只有政界、军界、财界、税界的极少人士才知道中标的关键原因。

这一年，有省税捐局长作靠山的郑润琦，搞掂了宝安县的“防务经费”开办权，郑润琦就把县境内的深圳割出，让六弟去承办开赌。那时宝安县的繁华地方是邻靠珠江口的县城一带，而不是今日的中国名城深圳。

郑六叔有赌牌在手，很快就在广州募集了10万元资本，挟财势权势强行收购了深圳土豪张寿开办的私赌摊馆，接着他在火车站附近建立“深圳大赌场”，稍后又在深圳墟里设立5间小赌馆。郑六叔的赌场赌馆统称为“大利公司”。

郑六叔无疑是深圳赌业“开拓性”的人物，他使深圳的赌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与老牌赌埠澳门相比，无论赌场规模和赌式花样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深圳对澳门赌业的冲击不大。但对郑六叔本人来说，“大利”赌利之丰，足以使他肥得流油。

1932年3月，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总司令，兼江西“剿共”南路总司令，广东正式进入陈济棠统治时期。陈济棠开始排挤李济深系的势力，秉掌广东财权和税权的冯祝万和关道相继失宠并下台。陈济棠直接插手“防务经费”，把番摊批给商界朋友霍芝庭的裕泰公司独办，特许裕泰公司续办全省的山铺票。地方上的公赌若无上面的人插手，则由地方上说了算，所以，郑六叔虽失去靠山，他的大利赌博公司在深圳仍维持到1934年冬。

这年冬，霍芝庭投得深圳的公赌牌，次年开张，赌场老板是霍芝庭和傅老榕两人。

是霍芝庭觊觎深圳赌业的前景吗？霍芝庭是澳门豪兴公司的创办人与合伙人之一，深圳开赌，摆明了是会摊薄澳门赌场的生意。如果霍芝庭与卢九和好如初的话，深圳赌业的前景再辉煌，他也不会到深圳开赌。况且，霍芝庭几乎垄断了全省性的公赌，不该在乎深圳赌业“不大不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