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体制限期改革，是国家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步骤，当然也是因为一些出版社入不敷出，按照企业的标准早该破产了，但中国的出版社又不是纯粹的企业，它确实承载着很多使命。国家不能不要出版社赚钱，又不能让出版社只赚钱。如何拿捏，是个大学问，要在今后在实践中探索成功的经验。

名人赚钱或者说赚不该赚的钱受到谴责，名人不赚钱甚至名人捐钱也受到谴责。余秋雨的“捐款门”事件，说明媒体对待名人的监督力度在加强。比之那些名主持人代言虚假广告，余秋雨还是有些不服气，在那样的需要全民投入救灾的时刻，余秋雨的本意还是有见义而为的性质，只是做得不理想或者没人们想象的完美。但没人追究那些明星做虚假广告的款退了没，就是有人追究余秋雨的账到了没。

奇怪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开始用钱作为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了，恨的是钱，爱的也是钱，骂的是钱，想的又是钱。难道文化就这么简单地被“资本化”，要不我们怎么会用它作为标准来说是论非呢？